真理在尋找我
我出生於洛陽，是家中獨女，自幼與父母和祖父同住。祖父是一位傳統文人，對我影響深遠。他教我自小誦讀詩詞、練習書法，更以言傳身教傳授為人處世的準則——如何成為一個有節操、有修養的人。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的倫理觀與人文精神，深深塑造了我早年的世界觀。
然而，當我進入學校體制，卻接觸到另一套截然不同的價值系統：歷史唯物論、無神論與集體主義被奉為不可置疑的信條；而改革開放後的社會現實，則導向效率至上、利益優先與無限競爭的邏輯。這些彼此拉扯的觀念，使我自幼便萌生一個模糊卻深刻的疑問：甚麼是真實？甚麼才值得我信靠與委身？在人心與歷史皆動盪不安的世界裡，靈魂究竟可安身立命於何處？
帶著這樣的追問，我離開家鄉，前往武漢大學主修數學。我曾以為，這門講求邏輯與秩序的學科，或許最接近永恆與真理。確實，在推理與證明的過程中，我一度以為找到了可安頓身心之所。然而，這份滿足終究短暫。四年之後，我雖仍敬畏這位理性之神，卻也清楚意識到：數學無法回應我靈魂最深的渴望。
於是，我帶著對形而上思索的失望，轉向現實世界的秩序，前往香港攻讀精算與投資碩士，期望在社會實踐中尋找更踏實的真實。這是我首次置身於一個文化和信仰上與我成長背景截然不同的社會。這裡保障思想與言論的自由，卻少有人真正運用這份自由來探問生命的意義。在職場中，我看到一群衣著光鮮、談吐幹練的年輕人，看似前途無量，卻彷彿只是無聲運轉的機器。他們以效率與績效為唯一標準，依靠旅行與消費來獎勵自己。這一切讓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荒蕪與虛空——人的價值難道只能以生產力與消費能力來衡量？人生的目標真的是升職、賺錢與享樂嗎？
正是在這樣的掙扎與迷惘中，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踏入了教會。那裡的氛圍讓我既陌生又震撼——我遇見了一群與以往所認識截然不同的人。他們溫和、謙卑，滿有接納與關懷。我心中驚訝：他們為何會這樣？這真的是某種心理安慰，還是他們真的經歷了某種我未曾接觸過的真實？我無法理解，卻也無法否認心中的觸動。於是，我帶著疑問與好奇開始參加查經小組，只為弄明白他們到底「信」的是甚麼。
當我開始閱讀聖經，便一發不可收拾。耶穌這位人物，比我所見的基督徒更難以捉摸。祂的言語看似平淡，卻直擊人心，經常顛覆常理；祂的行動融合神蹟與苦難、神聖與人性，無法被單一視角所囊括。當我讀到「道成肉身」時，彷彿一道光照入心中——原來，真理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一位親自成為人的主，祂為罪人發聲，親自背負苦難，帶來救贖。這是我從未想過的可能性。耶穌彷彿一道強光，照亮我靈魂的幽暗，使我第一次真正看見自己的罪與有限，也重新看見身邊每一個人，無論熟悉或陌生都是按神形像所造，與我一樣寶貴。
我特別喜愛閱讀詩篇。詩人以詩意與情感直擊靈魂深處，道出人心最真實的掙扎與盼望。我與詩人一同呼喊：「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也與詩人一同安歇：「我的心平穩安靜，好像斷過奶的孩子在他母親的懷中。」更與詩人一同宣告：「我們好像雀鳥，從捕鳥人的網羅裡逃脫；網羅破裂，我們逃脫了。我們得幫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華的名。」我終於明白，看似我在尋找真理，實則那位成為肉身的真理在尋找我。祂親自來到我的生命中，使我從罪與虛空中得著自由，坦然站立在祂光明的同在中。
真理尋見了我
2012年5月，我在香港中國佈道會九龍迦南堂受洗歸主，這是我信仰旅程的起點。然而，我後來才明白，這條道路早已深植於我家族的記憶深處。我讀高中時，母親突患重病，在洛陽一間本地教會接受洗禮，並靠主得醫治。隨後，父親也常陪同她參加聚會。由於我當時寄宿在外，雖有所耳聞，卻知之不深。直到我受洗的那一天，母親才向我敘說她的故事：原來她早在少女時期便接觸過基督信仰，並曾參加家庭教會的聚會。可惜在文革期間，聚會被取締，信仰也被迫中斷。多年後，在病榻上，她再次轉向那位從未真正離開她的主。更令人驚喜的是，我們後來發現，我的外祖母年輕時曾就讀於一所基督教學校。即便晚年記憶衰退，她仍能輕聲哼唱《耶穌愛我》，並在彌留之際，在母親的禱告中安然歸主。原來，我竟是第三代基督徒。這條屬靈的血脈雖曾沉寂，卻未曾斷絕，在主的時間裡重新甦醒，靜靜流淌進我今日的生命之中。
更奇妙的是，我的一位內地朋友張勇，當時在上海工作，因聽見我的信仰見證也歸信基督，並於2012年10月專程來到香港，也在迦南堂受洗。多年後，我驚喜地發現，他正是上帝為我預備的伴侶。婚後，在我的影響下，他也開始修讀神學。我們肩並肩同行於教會、小組與學術事奉中，一同在真理中成長。
我的生日按農曆是正月初九，道教傳統中這是玉皇大帝的誕辰，親友常說我天生有福。如今我才真正明白：我之所以有福，不是因為命運安排，更不是因為我自己尋得了真理，而是那位創造天地的主早已在我生命中鋪排每一步，讓我在尋找的過程中被祂尋見。祂引領我走過文化的斷裂、知識的掙扎與生命的轉彎，最終帶我來到這應許之地，使我在祂裡面找到那塊真正可立足的堅實之地。
為上帝的話預備道路
信主以後，我積極參與教會事奉，從粵語翻譯、查經帶領，到關懷普通話的慕道群體。在事奉過程中，我深感自己對聖經的理解仍嫌膚淺，渴望接受更深的神學裝備。於是，我報讀中國神學研究院的「基督教研究碩士」課程，主修聖經詮釋。五年間，我在中港兩地奔波求學，一邊全職工作，一邊清晨讀書，深夜備課。儘管身心俱疲，卻因主的恩典堅持到底，從未停步。
初入神學院時，我心存疑問：作為一位深受中國文化薰陶、並接受過數學邏輯訓練的學習者，是否能真正進入西方神學的核心對話？然而，這些背景不僅沒有成為障礙，反而成為神學思考的沃土。中國文化強調整體視野與關係倫理，使我更敏銳於啟蒙理性對信仰理解的限制；而數學訓練所帶來的邏輯與結構感，則幫助我以精密的進路閱讀神學文本。透過65學分的課程訓練，我在聖經、歷史與教義三方面建立了紮實基礎，並獲頒「聖經詮釋獎」，肯定了信仰與文化整合的努力。
當我以為神學的學習已經告一段落時，上帝卻再次呼召我踏上一條更新、更深的道路。2019年，我與張勇先生結為連理。張勇是一位獨立紀錄片導演。他對生命的熱情與藝術的直覺，使我學會更加欣賞上帝創造的豐富與人性的複雜。這不僅拓展了我的視野，也激發我在神學上的更深反思：新教傳統對罪的強調，是信仰核心之一，幫助我們正確認識人的墮落與對救贖的迫切需要。然而，在堅守這一寶貴真理的同時，我們是否也需要重新學習，如何以神學語言頌讚受造界的美善，肯定自然生命與人性尊嚴，使神學既不失去對罪的清醒認識，也不忽略上帝創造的榮耀與恩賜？
2019年，香港爆發激烈的社會運動。政治撕裂震動了教會，也深深觸動我對神學學習的理解。彼時，我在聖經詮釋領域已有紮實訓練，深信釋經對認識啟示與建構信仰至關重要。然而，面對社會的破裂與靈魂的呼聲，我愈發意識到：語境與語義分析雖重要，卻難以獨力回應歷史的重量。這樣的張力促使我轉向系統神學，重新閱讀如巴特（Karl Barth）與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等人的作品。他們的神學視野讓我看見：系統神學不只是命題的整理，更是一種在歷史中回應啟示的實踐召命，是信仰與現實之間的橋樑。自此，我渴望以聖經詮釋與系統神學為雙足，在時代中行出真理。
就在這時，我讀到了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倫理學》與《獄中書簡》。他那以「上帝在基督中啟示」為中心展開的神學，不但為自然生命提供了積極的神學理解，也肯定人類身體與情感的價值，這與我在新教傳統中對人性尊嚴與受造之美的追尋深深共鳴。尤其是在《倫理學》中，那句「我們必須為上帝的話預備道路」深深震撼了我——那是一種如晨光破曉般的震動，使我意識到：若神學不能誠實面對人的現實處境，便無法真正回應上帝的呼召。
因此，我進一步攻讀中國神學研究院的神學碩士（Th.M.），在洪亮老師（莫特曼的關門弟子）的指導下，撰寫了一篇以潘霍華的「身體歡愉」觀為主題的論文。該文從系統神學的視角進行建構性分析，並輔以釋經方法進行批判性對話。此篇論文榮獲2023年周聯華牧師紀念基金會佳作碩士論文獎。這項研究使我逐漸凝聚出神學思考的核心問題：「人是甚麼？」這個問題不僅承載我個人信仰與學術整合的軸線，也觸及中國教會與當代世界共同面對的根本課題。
在上帝的引領下，我帶著「人是甚麼？」這個問題，飄洋過海，來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威克里夫神學院（Wycliffe College），專注於潘霍華的神學人類學研究。初抵北美，我立即感受到當地教會處境的張力：一方面擁有深厚的神學資源與制度傳承，另一方面卻深受世俗化與價值碎片化的衝擊。這樣的處境不僅拓寬了我的視野，也促使我重新思考「人」的處境與尊嚴，深化對神學人論的關注。這份思考逐漸轉化為具體的學術實踐。近年來，我積極參與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嘗試整合系統神學、倫理學與文化哲學，探索一種既深切回應中國語境，又能積極參與普世教會對話的人論視野。我的目標不僅是發表論文或完成學位，更是建構一種能餵養信徒、裝備牧者並辨識時代記號的神學語言。
回顧這段信仰與學術交織的旅程，我愈發體認自身的有限，也愈加堅定回應上帝的呼召。每一次提問與掙扎，其實都是對那句震撼我心的話語的回應：「我們必須為上帝的話預備道路」。這條道路，並非通往知識的高峰，而是引向那真實、破碎、充滿渴望的歷史現場。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現於多倫多大學威克里夫神學院攻讀系統神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