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計志文和趙世光為個案，探討20世紀華人教牧在戰爭前後的流動性/不流動性及其對華人基督教發展的影響，揭示政治、神學、社會網絡、家庭和個人因素的相互作用。本文作出三點分析：能動性與結構的互動塑造複雜的去留抉擇；能力與意願的交織導致自願流動/滯留與非自願流動/滯留之間的模糊性；以及戰爭危機中事工的延續性。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mobility and immobility of Chinese pastor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war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using Andrew Gih and Timothy Dzao as case studies. It explores how these patterns shap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and highlights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al, theological, social, familial, and personal factors. The article offers three main observations: first, that the interaction of agency and structure shaped complex decisions about whether to stay or leave; second, that the intertwining of capability and aspiration blurred the line between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mobility or immobility; and third, that ministry often continued across wartime crises.
1920年代以來，中國經歷了五卅運動、中日戰爭、國共內戰及冷戰等重大衝突與戰爭，它們不僅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結構，也對華人教會的發展帶來了深遠影響。本文以計志文（1901–85）和趙世光（1908–73）為個案，分析戰爭前後華人教牧的流動性/不流動性。
計志文與趙世光的生平有諸多相似之處：二人均出生於1900年代，在上海成長，在1925年上海大復興中獻身傳道，在1930–40年代成為著名佈道家，在1940年代建立本土教會與宣教機構（計志文於1947年成立中國佈道會，趙世光於1942年成立靈糧堂，於1945年成立靈糧世界佈道會），在1949年將事工重心轉至香港，並在1950年代以來以香港為基地向海外繼續拓展。本文對二人的流動性/不流動性作出三點分析：能動性與結構的互動塑造複雜的去留抉擇；能力與意願交織導致自願流動/滯留與非自願流動/滯留之間的模糊性；以及戰爭危機中事工的延續性。
去留的多重因素
在華人教牧決定去留的過程中，能動性與結構的相互作用至關重要。這些選擇受到政治、神學、社會網絡、家庭和個人因素的綜合影響，形成了一個複雜的去留框架。首先，政治因素是核心影響之一。趙世光在1946年曾出席蔣介石夫婦在上海舉行的招待茶會，與會者包括政、學、教界著名人物，散席後蔣還單獨接見了趙世光等三位牧師。1949年2月他又在蔣引退後的故鄉奉化領會。此後兩份香港報紙指控他與蔣介石有政治關聯，導致一些基督徒不再參加靈糧堂，甚至有曾得到他幫助的姐妹在街上與他形同陌路。他與國民黨的密切關係，使他面對新生的共產主義政權的時候，感到自身及事工受到威脅，最終促使他決定離開中國。
其次，神學因素提供了流動決策的正當化基礎。計志文在1949年從美國回中國途中領受異象：「上帝對我說，我應該選擇某個基地來訓練基督的士兵，用福音進攻中國，就像美國艦隊選擇中途島（Midway）和威克島（Wake Islands）作為攻擊強大敵人的基地並戰勝他一樣。」¹ 同一年，趙世光在台北禱告三週後從啟示錄十八章4節中——「我的民哪，你們要從那城出來，免得與她一同有罪，受她所受的災殃」——獲得引導，決心回上海之後，帶妻兒離開中國。² 神學信念使他們的去留決定不僅是面對現實壓力，還被賦予了屬靈化的正當性。
第三，社會網絡也影響了二人的流動決策。計志文早在1938年就與上海伯特利教會的同工帶領神學生和孤兒院的孤兒一起避難香港。此次先例或成為他1949年再次來港定居的參照經驗。戰後，他也曾再返港到不同教會講道，表明他與香港部分教會已經建立信任網絡。趙世光從1932年到1949年間在香港獲得至少六次領會機會，與包括浸信會平信徒領袖林子豐博士在內的香港教會領袖過從頗密。1949年10月抵港後，他通過伯特利神學院的藍如溪校長等人暫時安頓家庭，隨後借用九龍山林道浸信會開設靈糧堂。香港的教會和基督徒網絡，為二人的事工提供了必需的資源，成為他們在1949年之後發展事工的重要基礎。
最後，家庭和個人因素同樣重要。1949年計志文由美國抵達香港的時候，他患肺病的太太已經離開上海，在香港休養。雖然他們曾想返滬，但是戰爭下的航線封鎖使得二人只能滯留在香港。相比之下，趙世光的妻子和六個孩子仍在上海，他不得不冒險潛回大陸，並在10月1日中共建國大典當天秘密離滬，經他的家鄉浙江餘姚到舟山群島，搭最後一艘招商局輪船赴台。家庭因素使他的抉擇艱難得多。
自願與非自願的模糊性
在教牧的流動性/不流動性中，能力與意願的交織往往導致自願與非自願之間的模糊性。計志文和趙世光的案例充分展示了這一點：兩人在1949年前後的流動決策，並非單純的自主選擇或外界強迫，而是二者交織的結果。
計志文的經歷體現這種模糊性。1949年初他受邀赴美參加慕迪創始人週會議（Moody Founder’s Week Conference），面對國共內戰時局惡化，本感到自己應該留在中國。後考慮到國民政府派和平代表與共產黨舉行和談，討論時間估計會有幾個月，他最終於1月29日登機赴美。5月底上海被攻陷時他尚在美國，回港後因國民政府行政院長閻錫山下令封鎖航線而非自願滯留。他最初以為不久可與太太一同回上海，因此雖然租用快樂戲院佈道，每次聚會都有幾十人決志，但他既不為他們施洗，也不組織教會，只鼓勵他們去附近各教會，直到兩年後才正式成立教會。他後來在著作中將香港描述為「向中國佈道的一個絕佳基地」：「作為一個在英國統治下的自由港，香港靠近中國，並且華人可以自由進出，不需要護照。」³ 滯留一開始是非自願的，隨後被他轉化為自願的福音拓展機會。
趙世光的情況同樣複雜。他離開中國既有非自願成分，包括政治逼迫和家人的安全顧慮；也有自願成分，譬如他相信上帝通過啟示錄經文指示他離開中國。他後來以清教徒自比：「像十七世紀的清教徒一樣，為了信仰，撇下一切。」⁴ 這一流動決定既是源於結構的非自願行為（戰爭與政治變動的大背景），又是具有能動性的自願行為（信仰引導）。
華人基督徒在應對未來可能的戰爭或政治動盪時，不應將流動或滯留簡單視為要麽是自願、要麽是非自願的非此即彼的選擇。我們需要看到，外在環境的限制與個人的宗教使命感經常同時影響去留決策。
戰爭前後的延續性
戰爭之前與之後的事工不單有斷裂性，也有延續性，後者尤其反映了教牧如何在危機中延續使命。計志文的事工軌跡展現了這種延續性。他在1931–35年通過伯特利佈道團走遍133個中國城市建立的佈道網絡和知名度，為此後在香港和海外的事工奠定了基礎。1937年避難香港時，他從上海帶出神學生和孤兒超過一百人，在港重啟孤兒院和聖經學院，延續了伯特利教會的使命。戰後，1947年他在上海借用大滬舞廳為華北來的難民舉行國語崇拜，每主日約一千人參加。1949年他到香港後沿用同樣的策略，租借快樂戲院向難民講道，首個禮拜即有一千多人來聽道。他在《竹幕後的教會》一書中呼籲，不應為中國的門關閉而悲嘆：「一些人為中國的門關閉而悲嘆，卻對中國境外的兩千五百萬華人置之不理。當你有能力做些什麽時，為什麽要因錯失機會而悲傷呢？」⁵ 1952年他在印尼成立東南亞聖道神學院，該神學院培養出唐崇榮等著名佈道家，將事工從中國延續到全球華人中。
趙世光的經歷同樣如此。他於1936–41年在南洋的佈道奠定了印尼事工的基礎。1941年底他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被迫滯留上海，由此創辦靈糧堂，隨後也將事工從上海擴展到南京、杭州和蘇州等城市。1947年靈糧堂總堂建成新堂，每個禮拜日已有千人以上參加。他在1945年中日戰爭尚未結束的時候成立靈糧世界佈道會，差派傳教士赴印度和印尼。到香港後，他延續未竟的南洋佈道事業，1952年舉家赴印尼，在雅加達設立印尼靈糧堂事工總部，1956年成立迦瑪列大學。1955年起他展開環球佈道，1965年在韓國一個半月中曾對50萬人講道。到1967年，靈糧堂分會已遍佈美國、歐洲、東南亞、日本、非洲等地。
這些案例表明，戰爭不必然中斷事工，反而可能成為事工更新和擴展的契機。在基督教歷史上，福音因戰爭、逼迫、流亡而傳播的例證屢見不鮮。當代華人基督徒即使面對戰爭危機帶來的非自願滯留或流動的困境，也可以在「不得時」中保持心意更新，積極尋找機會以服事有需要的群體，延續福音使命。
註：
1. Andrew Gih, The Church 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 (London: Marshall, Morgan & Scott, 1961), 37.
2. Charles Mashburn, A Disciple Called Timothy, 2nd ed. (Hong Kong: Spiritual Food Publishers, 1960), 75.
3. Gih, The Church 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 55.
4.彭善彰︰〈美帝分子一手扶植起來的趙世光〉，載《天風》第612號（1961年9月30日），10。
5. Gih, The Church 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 59.
作者為宗教研究哲學博士，主修中國基督教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