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逃躲的戰爭，幾代人的陰影
以色列作家大衛．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 1954–），父親是來自波蘭的猶太移民，母親則在以色列出生。父親於1971至1975年在軍隊服役，負責情報工作，但未上前線；1982年又到黎巴嫩東部陣地作為預備役軍人。這次服役經歷讓他成為反戰、呼籲和平的意見領袖之一。2006年，格羅斯曼參與一次停火呼籲後不久，其20歲的次子烏利遭黎巴嫩真主黨反坦克飛彈擊中而身亡。格羅斯曼的喪子之痛久久無法平復。為了紓解痛苦，他創作了《直到大地盡頭》、《在黑暗中寫作》。
《直到大地盡頭》（To the End of the Land）的故事串連了1967年六日戰爭、1973年贖罪日戰爭以及2000年巴勒斯坦人民大起義時以色列的常備軍人大動員。1967年六日戰爭時，13歲的伊蘭、阿夫拉姆和奧拉三人皆因病毒感染導致肝炎併發症，住在隔離病房，由一位阿拉伯女人照顧。阿夫拉姆最先好轉，隨後奧拉醒來。在等待伊蘭醒來期間，兩人談了不少私密話。奧拉的好友阿達剛在車禍中去世，班上就再沒有人談起她，這讓奧拉感到非常難受。媽媽對奧拉說，他們這一代都經歷過大屠殺，不想觸碰創傷、死亡這類事情。這段奧拉與阿夫拉姆的私密談話出現於故事的首與尾，前後呼應。
三人都好轉後，均被強制出院，以便把病床留給受傷的軍人。阿夫拉姆與伊蘭本來就是好友，認識奧拉後，三人從相識的13歲一起成長到18歲。阿夫拉姆與伊蘭都有藝術特質，分別創作文學戲劇和爵士樂。在這相伴成長的五年間，三人情竇初開，是典型的三角戀——阿夫拉姆喜歡奧拉，視奧拉為他的創作謬思；奧拉卻喜歡伊蘭，而伊蘭察覺好友喜歡奧拉後，便對情感抵死不表態。
18歲時，三人一起入伍。作為女性，奧拉比伊蘭與阿夫拉姆早退役，並進入大學。距離伊蘭與阿夫拉姆退役只剩下一個月時，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開打了！
一日，伊蘭與阿夫拉姆從西奈半島的軍事基地打電話給奧拉，愉快地叫奧拉抽籤，由她決定誰退役，誰繼續服役。他們會這麼愉快，是因為六日戰爭以色列打得太順利了。他們以為，這次戰爭同樣打幾天就會結束，自己還能成為英雄。奧拉的抽籤結果是，阿夫拉姆要留在西奈半島。
贖罪日戰爭中，如我們所知，西奈半島被埃及攻下來了。為了阿夫拉姆，伊蘭冒險反向往西奈半島走，結果真的遇上阿夫拉姆所在的堡壘即將被攻陷。阿夫拉姆受傷，語無倫次地透過廣播求救，如同交代遺言般將他深愛的奧拉與尚未完成的創作託付給伊蘭。而伊蘭恰好正在聆聽。
贖罪日戰爭摧毀了以色列六日戰爭後的傲氣，也讓他們生出「還是有可能會亡國」的危機意識。以色列透過外交途徑跟美國協商取得軍事支援後才轉危為安，又費了許多力氣，終於將逝者遺體與戰俘贖回。阿夫拉姆被營救回來時，已不成人形。要讓他重新回復正常生活，是曠日持久的功夫。奧拉與伊蘭都心懷愧疚——之前不經意的抽籤遊戲，竟毀了阿夫拉姆！
現在，他們三人之間再也不可能回到以前的關係。奧拉與伊蘭一直調整著生涯規劃，以一種贖罪的心態，照顧半死不活的阿夫拉姆。奧拉與伊蘭生了一個兒子亞當。但他倆卻無法像一般夫妻，伊蘭甚至逃避自己的親生兒子。當阿夫拉姆狀況慢慢好轉，奧拉為了激起他的生存鬥志，重建他的自信心，也和他生了一個兒子奧弗。伊蘭知道後非但不生氣，反而愛阿夫拉姆的兒子奧弗比愛自己的兒子亞當更多。
爾後，阿夫拉姆故意地消失了。兩個兒子慢慢成長，並且複製著當年的伊蘭與阿夫拉姆。只是，這個家庭壟罩在一個龐大的陰影下，大家都不敢讓自己太快樂，彷彿已消失的那一位，無時無刻不在這個家庭中。
亞當和奧弗都遺傳了自己父親的藝術天賦。亞當將自己創作的音樂劇命名為《從以色列流亡》；奧弗拍攝了一部11分鐘短片，記錄了一個普通男孩生活中普通的一天，但影片只有影子，沒有任何有血有肉的人。
亞當和奧弗先後到了服役的年齡，與伊蘭之間的軍旅話題，成為奧拉最不想參與的部分。當奧弗終於臨屆退役，奧拉欣喜家中從此再也沒有人在部隊。她為奧弗安排了一趟加利利之旅，一起慶賀脫離軍旅的新生活。沒想到，巴勒斯坦人民大起義爆發了！以色列開始徵召常備軍服役。
奧拉驚恐地發現，奧弗竟主動打電話給軍營要求再入伍，就像伊蘭、阿夫拉姆當年不知大禍即將臨頭的隨興一樣。伊蘭與亞當正在南美旅行，只剩奧拉單獨面對。恰於此時，阿夫拉姆的聲音突然在電話那頭出現，問：「他退伍了嗎？」奧拉像溺水之人突然發現浮木，向阿夫拉姆求救：「陪我！幫幫我！救我！必須是你，阿夫拉姆，陪我去加利利，代替奧弗。」
作為奧弗真正的父親，阿夫拉姆勉強上路。旅程中，他斷斷續續地聽奧拉回憶自己缺席歲月中的故事。讓他意外的是，伊蘭、奧拉和兩個兒子過得並不輕鬆愉快；而他過去總以為他們是快樂的。奧拉說：「因為這麼多年來，我們總是感覺你在後面望著我們……」
以色列人難以抹去戰爭的陰影，必須世世代代承受著，永無休止。一如奧弗的名字Offer，世世代代的生命獻祭。
過得像猶太人，或變成猶太人
《第二人稱單數》（Second Person Singular）是巴勒斯坦作家薩伊德．卡書亞（Sayed Kashua，1975–）於2010出版的作品，將生存於以色列國境內巴勒斯坦人身分認同的危機感，刻劃得非常鮮明。
卡書亞是出生在以色列蒂拉（Tira）的巴勒斯坦作家和記者。蒂拉位於以色列和約旦河西岸交界處的三角地帶，這些城鎮曾是巴勒斯坦領土的一部分，但在1948年的以阿戰爭和隨後的領土變動中，它們被劃入了新成立的以色列國。儘管如此，這些城鎮的居民大多保留了他們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身分，並且在文化和社會活動中維持與巴勒斯坦人的聯繫。卡書亞就讀以色列藝術與科學學院、希伯來大學，並與妻子搬進以色列猶太社區居住。他致力於成為雙方溝通的橋樑，向以色列人講述巴勒斯坦人的故事時，都刻意以希伯來文寫作；最後卻發現自己遭兩邊夾擊，雙方都不信任他。書寫二十五年後，卡書亞終於對生活在以色列國境內的阿拉伯人可以獲得和平與平等，徹底地絕望了！他於2014年搬到美國。他在國土報專欄最後一篇文章是《作為一名阿拉伯以色列作家的危險》。
《第二人稱單數》中，最先出場的人物是一位巴勒斯坦律師，妻子在社工單位工作。居住在以色列境內成功的巴勒斯坦人，職業差不多都以律師、會計師、稅務顧問與醫生為主，這些職業人士擔任著無公民權的阿拉伯人與以色列官方的中間人。這種中間人有幾千名之多，住在耶路撒冷，卻與周圍的以色列人脫節，永遠被視為異鄉客。巴勒斯坦人則對這些人有著複雜的情感：一方面，他們認為這些人住在以色列，如同半個猶太人；另一方面，這些人對巴勒斯坦人而言卻又必不可少——少了這些人，誰來代表東耶路撒冷與四周村落的居民，幫助他們應付講希伯來語的法庭與稅捐機關？誰來代表他們對抗保險公司與醫院？而這位主角律師，正是巴勒斯坦人中少數的成功人士，事務所在耶路撒冷黃金地段的喬治國王街。
有一天，律師去二手書店買了一本托爾斯泰的《克羅采奏鳴曲》，結果發現書的左上角有原本擁有者的簽名「尤納坦」（一個猶太人的名字）。而當他翻閱時，一張字條從書裡掉落，是律師妻子的筆跡，以阿拉伯語寫著：「我等你，你沒來。希望你一切都好。我想謝謝你昨天帶給我美好的一晚。明天打電話給我。」
律師的世界就此崩塌了！誰是尤納坦？他是妻子的情人嗎？律師拿字條給妻子看，妻子卻完全不記得，甚至否認是她寫的。律師覺得妻子有所隱瞞，於是對妻子展開秘密調查。這時，故事轉向第二個男主角「我」。
「我」是家鄉在三角地帶的蒂拉、後搬到迦朱里亞的窮困人。迦朱里亞是個連巴勒斯坦人都嫌棄的地方，因為當地有很多被警察送去的逃難者。「我」個性膽怯孤僻，在學校不時被霸凌，從事教育工作的母親想盡辦法把「我」送到猶太學校讀了兩年書。這是「我」最快樂的兩年，因為根本沒有人理「我」，也就是這兩年，「我」學會了希伯來語。
「我」在東耶路撒冷從事社工工作，為了多賺錢，還找到一份照顧全身癱瘓病人的夜班工作，而這個癱瘓病人的名字就是「尤納坦」。「我」在社工單位偷偷喜歡上一個女孩，名叫萊拉。第一次約她出席一個公共場合，「我」在尤納坦的衣櫥裡挑了一套格調高雅的衣服。然而「我」才到會場，便發現萊拉早已融入了人群。「我」儘管穿著高雅，卻顯得一無是處。「我」便暗暗離開了。
當晚，「我」去照顧尤納坦之前，先摸黑走進無人的辦公室，手上拿了一封短信，寫著「我辭職」。同時，「我」發現信箱裡有張留給他的字條，上面寫著：「我等你，你沒來。希望你一切都好。我想謝謝你昨天帶給我美好的一晚。明天打電話給我。」「我」將字條帶走，當晚，睡在尤納坦旁邊，隨手翻著尤納坦的書《克羅采奏鳴曲》，並順手把字條夾入這本書。
「我」辭掉社工，全力照顧尤納坦，每天翻閱尤納坦的藏書，並在他的抽屜裡找到一台相機，將底片洗出，方知尤納坦的癱瘓是自殺未果造成的。自殺在猶太社群裡是重罪，當事人不得埋進猶太人墓區。「我」早就發現尤納坦的母親露夏蕾從不曾好好看兒子一眼，她對兒子的自殺心存憤怒。露夏蕾的家族來自德國，因著在歐洲被極端右派逼迫過，露夏蕾持左派思想，這讓她對巴勒斯坦人心存同情。當夏露蕾發現「我」偷穿她兒子的衣服、分享兒子的音樂與書籍時，她默許了這一切。她看出「我」渴望猶太人的身分，當尤納坦離世的日子到來，她要「我」做選擇——交給殯儀館哪個身分？「我」交出了自己的身分。於是，露夏蕾的兒子以埃米爾．拉哈夫的身分，在清真寺進行儀式，下葬於伊斯蘭墓園；「我」卻成為了尤納坦。
故事交織到這裡，律師說出妻子的名字：「萊拉」。於是，讀者恍然大悟，律師所懷疑的妻子外遇，其實是幾年前一個社工職場發生的小事。巴勒斯坦人拉哈夫，約實習女孩萊拉去一個公眾場合，未料拉哈夫並沒有出現，於是萊拉寫了張字條。這件小事，兩人都沒放在心上。而那晚，萊拉回到跟人合租的公寓，遇見了來訪的室友哥哥（就是律師）。後來，兩人結了婚。律師的婚姻、人生本應就此圓滿，未料尤納坦過世，他的書被賣到二手書店，恰好那本《克羅采奏鳴曲》被律師買了去，並發現了裡頭的字條。
律師透過私家偵探的調查，終於跟在藝術學院就讀、即將畢業的「尤納坦」見面了，懸疑般的劇情豁然開朗。
兩個來自約旦河西岸的男人，一個雖是成功的律師，但在故事中無名無姓；另一個已更換身分，從巴勒斯坦人變成了猶太人。而名字出現最多次的，卻是不想活下去的猶太人「尤納坦」。這是《第二人稱單數》最有意思的地方，反映出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之身分認同危機。
故事最終，兩個巴勒斯坦男人互相取得了諒解，但律師的不安全感卻沒有消除。當他去看尤納坦的畢業攝影展，他看到其中一幅作品：一個女人的裸背，他又開始擔心這是萊拉。故事就在律師的疑心再起中戛然而止。律師儘管事業成功，但是，他永遠得不到真正的自信——這就是故事的餘韻。
為何你們都把耶路撒冷當故鄉？
《耶路撒冷的女人》（A Woman in Jerusalem, 2004），是以色列作家A.B.約書亞（Avraham Gabriel “Boolie” Yehoshua, 1936–2022）寫於2000年巴勒斯坦人民第二次大起義期間的故事。他透過這故事書寫著「無名的、微不足道的死亡」。
A.B.約書亞，先輩是來自希臘的東方猶太人（塞法迪），母親則來自摩洛哥；因此，他代表了以色列的地中海身分。他經常強調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過去有著共同的歷史，所以他強烈反對以色列對約旦河西岸的統治和佔領。
《耶路撒冷的女人》描述一女子在街頭爆炸中受重傷，兩天後去世，身分不明地躺在醫院太平間裡，無人哀悼。後來，在女人的購物袋裡發現一張血跡模糊的破爛工資單，得知她曾在一個大麵包廠工作，這件事被記者報導出來。就這樣，麵包廠的人力派遣經理被迫出來負責，處理這個女工的身後事，並找到她的家人。經理找到了她之前的口述資訊：「我的名字是尤麗婭．瑞格耶芙（Yulia Ragayev），機械工程師。有一個13歲的兒子。我想要留在耶路撒冷。……我給任何需要我的人幹活。雖然我有工程師的文憑，有什麼關係呢？……現在我媽在村裡，她也想要來耶路撒冷。……」從這段口述與她的照片，可判斷這女人來自俄國，約莫來自中亞一帶。
經理開啟了一段長長的送葬旅程，要將瑞格耶芙送回家鄉她兒子身邊。兒子被當地領事帶到機場，接到棺木時，他開始大哭、尖叫、咒罵，說都是外婆害的，是外婆把他的母親送去耶路撒冷的。而外婆這時正去某修道院朝聖，聯繫不到她。唯一的辦法是，陪男孩一起將棺木送到外婆家鄉。
這段路不僅漫長，也非常辛苦。他們經過一個又一個村莊，不斷問路。大家都很友好，也都心存疑竇：「聽說棺木來自耶路撒冷，棺木裡裝著一個在別人的戰爭中被殺的女人。為什麼她會從一名工程師，變成了死在他人戰爭中的清潔女工？」
他們終於完成這趟旅程，並等到了男孩的外婆。老太太最震驚的竟不是女兒的死亡，而是把她運了回來。她說：「難道不能在耶路撒冷這個死者選擇居住的城市，為她舉行一個喪禮？那是她的城市，是所有人的城市。」她倒在經理腳下，懇求讓她的女兒回到那個奪去她生命的城市，那樣的話，受害者的母親，也能有權成為那個城市的一份子。
「所有人的城市？」經理終於明白他之前一直想不通的問題：「為什麼是耶路撒冷？」一個像她那樣的工程師來耶路撒冷，一定不只是為了工作，她來，是因為她覺得這個破舊的城市也是她的。她是猶太人，儘管住在曾被蘇聯掌控的中亞，儘管已改信基督教。
以巴的羅密歐與茱麗葉
最後要介紹的故事，是在對立關係中永遠會發生的「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愛情故事，無法避免都以悲劇告終。
以色列作家薩米·邁可爾（Sami Michael，1926–2024）成長於伊拉克，他的母語是阿拉伯文，他花了大約十五年時間才從阿拉伯文寫作轉向希伯來語寫作。他將這種轉變定義為「奇蹟」。因著自身從中東阿拉伯世界移居以色列，身分地位比從歐洲過來的猶太人低，他對這樣的處境特別有感，於是在作品《瓦地的小號》（A Trumpet in the Wadi, 2009）中塑造了蘇聯倒台後從俄國移民以色列的猶太人，他們也是比較受歧視的一群。
故事中的阿拉伯人女主角赫達，爺爺因瘟疫從埃及逃到巴勒斯坦地，差一點死於途中，幸被貝都因人所救。因為經歷瀕死，人生反而變得豁達。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他便不再離開海法，一直住在瓦地這個以色列境中的猶太阿拉伯混居小社區。赫達的父親過早離世，他成為赫達母親的精神力量。
赫達在一間以色列旅行社工作，她很努力地讓自己表現得「比以色列人還要以色列」。有一天，她發現自己樓上來了一個會吹小號的猶太人，名叫亞歷克斯。亞歷克斯的父母當年因篤信共產主義，從波蘭移往俄國，卻因不諳政治遊戲被弄成反動分子，先入獄而後被驅逐，所以才來到以色列。
對於赫達跟亞歷克斯相愛，爺爺並未反對，母親也就默許了。可是以阿衝突的大環境卻無法繼續鼓勵這樣的愛情。2006年，以色列與黎巴嫩真主黨的戰爭，赫達的表弟到貝魯特打仗，就此不僅赫達的母親跟亞歷克斯關係開始緊張，亞歷克斯在阿拉伯社群也飽受敵意。當赫達的表弟在黎巴嫩被殺後，赫達的母親開始視亞歷克斯為仇人。
最終，亞歷克斯被徵召去戈蘭高地服役。他們真的成為敵對的兩方。這場艱難無比、難以為繼的戀愛，最後以亞歷克斯戰死告終。或許這是最好的結局？但赫達已懷孕了，最後是赫達在亞歷克斯的墓前問：「亞歷克斯，我該把這孩子放在阿拉伯人中養，還是放在猶太人中養呢？」
作家朵莉·拉賓雅（Dorit Rabinyan，1972–），祖輩也是中東猶太人，來自伊朗，拉賓雅則出生在以色列。2014年，她出版了《愛的邊境》（All the Rivers），此書因以巴通婚的暗示，隨以巴政治情勢之緊張引發爭議，最後從國高中指定教科書中下架。被下架後，此書反而銷量激增。
故事中的猶太人女主角莉雅特於紐約讀書期間，愛上了巴勒斯坦人哈米。
她知道畢業後一定得回以色列，這段戀情是無法繼續的，所以跟家人通電話時，總是刻意地要哈米迴避。這樣的愛情勢必難以為繼，作者安排的結局也是死亡。
邁可爾與拉賓雅，一男一女兩位以色列作家，都有中東背景，書寫出來的以巴愛情故事也都充滿了對巴勒斯坦處境的同情與感同身受。以色列儘管有各式各樣來自不同文化和背景的猶太人，卻刻意抹除阿拉伯文化、非歐洲文化（如非洲、地中海、中東、中亞）的影響力，讓以色列盡量變得「單一而純粹」，就文化面向來說，割捨掉了原本的豐富資源。
結語
以色列與迦薩開戰後，我多次受邀到教會，從以巴文學談以色列與約旦河西岸的近百年糾葛；令我驚訝的是，大家對以色列的認識多來自舊約聖經或前往耶路撒冷觀光朝聖的經驗，並由此建立了強烈的宗教情感連結。然而，對於世俗政權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的屯墾問題，卻顯得漠不關心，甚至一無所知。故此，「基於信仰立場一定要支持以色列」的呼聲在教會也相當高。
以巴衝突本就是一場歷史悠久的糾葛，並引發極為分歧的觀點。本文無意從政治或軍事角度評判是非，而是衷心期望平信徒在面對以色列時，能超越純粹的宗教情感，不忽視世俗世界所需的同理心與正義。本文篩選出以巴文學中的經典作品，希望透過藝術與文化，呈現那些因宗教情感過度連結而被忽略，卻值得深思的世俗面向。
作者為平面與網絡媒體作家，致力於推廣「為成人說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