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的舉措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君士坦丁的舉措。他在皈依基督教後的一項重要舉措是在313年發佈米蘭赦令。這個赦令由君士坦丁和另一位皇帝共同簽署，不僅宣佈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還涉及了宗教自由的問題。赦令強調了對基督教及其他宗教的寬容，提出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無論崇拜哪個神，都應該以自由之心去做，任何宗教強制都與虔誠的本質相悖。赦令同時也賦予了基督教會擁有財產的權利，使教會的公眾地位得到了法律認可，進一步推動了基督教的公開化。君士坦丁在發佈赦令後繼續征戰，直至成為帝國唯一的皇帝。
君士坦丁統一了羅馬帝國後，決定從羅馬遷往東方，建立了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新城市——君士坦丁堡。在那裡，他可以擺脫羅馬千年的異教文化影響，按照自己的意願創造一個真正配得上羅馬帝國的新首都。這個新首都，在西羅馬滅亡後，持續承載著羅馬帝國的名聲，直至一千年後。
君士坦丁皈依的影響
君士坦丁的皈依對基督教產生了深遠影響。過去，教會可能在較小、非公開或半公開的場所舉行活動，但在君士坦丁皈依後，情況發生了顯著變化。主教不僅作為宗教領袖出現，往往還承擔了公共社區的管理和治理職責。其中一個重要的例子就是，真正意義上的基督教建築和藝術開始興起，這些建築不僅是宗教的象徵，同時也成為了社區公共生活的中心。
例如，這幅西元六世紀的馬賽克地圖（圖6）出土於敘利亞地區，生動地展示了當時人們對巴勒斯坦地區的認識。通過解讀地圖上的希臘文標題，我們可以確認地圖中心的城市為耶路撒冷，當時已被冠以「聖城」之稱。君士坦丁及其母親在整個巴勒斯坦地區，特別是耶路撒冷，主持了重要的教堂建設。因此，一個聖城的概念在公眾視野中呈現出來，這是君士坦丁改革後基督教的新現象之一。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朝聖的興起。人們可以公開自由地前往那些在聖經歷史上發生重大事件的地方，如約旦河，那裡曾記錄下施洗約翰的洗禮地點。在地圖上，我們可以找到途經的旅店，一些聖徒顯過神蹟的地方。換句話說，基督教的傳統與自然景觀——河流、樹木、死海——融為一體，成為了當時人們世界觀的一部分。這幅地圖不僅是地理的描繪，也是君士坦丁為基督教帶來的文化和信仰變革的象徵。
我們可能聽過這樣的觀點：君士坦丁之前的教會受到逼迫，因此保持了純潔性；而君士坦丁皈依後，教會開始墮落。但實際情況遠比這更為複雜。君士坦丁時期，甚至更早，教會就已深深扎根於這樣一種傳統：通過服務窮人和弱勢群體來實踐敬虔的信仰。歷史學家彼得·布朗甚至指出，基督教的主教們是「窮人」概念的創造者。
在基督教出現之前，社會上當然有窮人的存在，但基督教首次在其信仰和實踐中賦予了幫助和關愛窮人的道德必要性。在希臘羅馬社會中，有錢人的捐贈通常用於修建道路、增添城市中心建築或資助競技場，目的是提升自我形象。而將財物用於看不見的窮人，在當時被視為浪費。
然而，聖經的傳統有所不同。例如，路加福音的登山寶訓中提到：「貧窮的人有福了。」從一開始，包括君士坦丁時期，基督教的目標是賦予這些窮人公正和尊重。例如，二、三世紀中期的特土良提到，教會為那些無法負擔費用的人提供免費的葬禮。在三世紀中期，羅馬的主教記錄下了當時教會支援的寡婦和窮人超過一千五百人。埃及的教會留下了更詳細的記錄，建立了一整套執事體系來支持窮人，其中最常見的產業是烘焙房，用於烤麵包。在那個時期，也出現了最早的照顧病患的機構。
所以，基督徒的社會實踐並沒有因為君士坦丁的信仰而受到太大的影響。在君士坦丁之後，有一位羅馬皇帝，被稱為「悖道者朱利安」，他是君士坦丁之後不信仰基督教的羅馬皇帝。他曾說：「這些加利利人（指基督徒），不僅全力支持他們自己的窮人，還支援那些不信基督教的窮人。」他說這話時帶著不甘，他認為基督教能夠如此發展壯大，是因為基督徒真正實踐了他們的愛心，而異教徒的失敗正是因為沒做到這一點。
因此，在君士坦丁皇帝皈依後，教會確實面臨了許多新問題，包括主教與皇帝之間的緊張關係。但這並不意味著教會完全被政治環境所控制。我們剛才討論的對窮人的照顧、社會援助，以及隱修制度（作為對君士坦丁改革的回應），顯示了教會的反應是多方面的。
下面，我將通過兩位主教的生平，分別展示西方和東方在政教關係中面臨的不同挑戰。
西方主教：安波羅修
首先介紹的是四世紀中末期活躍的米蘭主教安波羅修。當時的西羅馬帝國已處於崩潰的邊緣，社會動盪不安。安波羅修出身於一個顯赫的家庭，父親是高盧地區的重要帝國官員。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精通希臘原文和拉丁語，原本是一位律師，後成為義大利北部兩省的長官，他的治所設在米蘭。當米蘭的主教去世後，民眾（多數是基督徒）希望安波羅修成為他們的新主教。在一個小孩子的呼聲下，眾人開始高呼：「選安波羅修當主教」。安波羅修描述自己是從帝國官員的袍子中被拉出，披上了主教的衣袍。
安波羅修不僅得到了民眾的支援，也得到了西羅馬皇帝的青睞，他認為安波羅修在政治領域已證明了自己的能力。因此，安波羅修不僅僅是宗教領袖，還是重要的公眾人物。在米蘭，他的影響力可能僅次於皇帝。
與此相比，一百年前的迦太基主教居普里安則有著顯著的不同。居普里安也來自中上階級，受過良好的教育，精通法律和公共演講。然而，他所在的基督教群體規模較小、更封閉。居普里安的信件主要在教會領袖間流傳，羅馬皇帝對他來說是遙遠且不友好的存在，他最終因信仰而殉道。但在安波羅修的時代，一切已截然不同。到了380年，狄奧多西皇帝的敕令進一步加強了教會與國家的聯繫，將基督教確立為羅馬帝國的國教。
在安波羅修的主教任期內，與皇帝之間的政教衝突尤為顯著。發生在塞薩洛尼基的事件成為這種衝突的典型體現。當地一群暴民侮辱並攻擊了皇帝駐派的軍事領袖，導致後者死亡。這件事激怒了狄奧多西皇帝，他策劃了一場血腥的報復。在一場賽馬比賽中，他利用比賽作為誘餌，集結市民，隨後派遣軍隊進場，「士兵們像割玉米一樣」進行屠殺，造成數千人死亡。
這一事件引發了一個重大問題：狄奧多西皇帝在進行如此殘暴行為後，是否還有資格領取聖餐？安波羅修堅持了一個原則：任何犯罪的人，在未進行懺悔之前，都不應領取聖餐。這並非是為了削弱皇帝的政治權力，而是為了維護教會的屬靈原則。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懺悔禮是一個公開的儀式，不同於現代電影中所描述的私下懺悔。初期教會要求所有需要懺悔的人在教會中公開懺悔，然後留在專門的區域，直到完成懺悔後才能領取聖餐。這種做法對皇帝的公眾形象將產生巨大影響。安波羅修的堅持顯示了一個重要立場：即使是信奉基督教的皇帝，也不在教會之上，而是在教會之內，必須服從主教的屬靈權柄。
這一事件的重要性在於，如果基督教沿襲希臘羅馬神話的道路，可能會變成帝國行政的一個部門，失去其獨立性。但安波羅修為西方教會劃定了明確的邊界，區分了皇帝的權力與教會的權力。這一界限的劃分對於逐漸進入公眾視野的基督教社區至關重要，因為教會與世界之間的界限可能會逐漸模糊。因此，安波羅修實際上進行了一次重要的重新定界工作，確保了教會的獨立性和屬靈原則的維護。
東方主教：金口約翰
第二個例子是來自東方拜占庭帝國的金口約翰，他是四世紀著名的教會領袖，以卓越的講道技巧而聞名。在敘利亞安提阿，約翰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包括一位異教老師教授的公眾演講和雄辯術。23歲受洗後，約翰選擇隱退至敘利亞深山，過著嚴酷的隱修生活。數年後，他以出色的講道才華回到安提阿，吸引了包括君士坦丁堡皇室在內的廣泛關注。安提阿的官員們擔心，約翰的離去可能引起民眾不滿，所以秘密將他帶出城，並在君士坦丁堡祝聖他為主教。
然而，作為一個直言不諱且經歷過嚴苛隱修生活的人，約翰在繁華奢靡的帝國首都如何可能安於現狀呢？於是，他發起了一場改革風暴。他的目標是喚醒那些墮落腐敗的神職人員，他們破壞了獨身的守則，過著奢侈的生活。約翰首先將主教宅邸中的貴重物品變賣，將所得的錢分給窮人。然而，這種激進的改革引發了許多權貴的不滿，觸發了與皇權的衝突。
這裡我要分享兩個關於約翰的故事。首先，當時有一種傳統，將教堂視為避難所。一次，一些人為了逃避宮廷總管的迫害，逃進了聖索菲亞大教堂。約翰堅決阻止士兵入內追捕這些人。諷刺的是，當這位宮廷總管後來失勢成為逃犯時，他也逃到了聖索菲亞大教堂，而約翰一如既往地遵守原則，保護了他的對手。
隨後，宮廷權力鬥爭愈發激烈。皇后誤以為可以利用約翰為她服務，於是給了他一筆鉅資。然而，約翰並未因此而停止批評權貴階層，這引起了皇后的憤怒。當約翰的敵人發現可以利用皇室對約翰的不滿時，他們提出了針對約翰的二十九條罪狀。儘管這些指控毫無根據，但最終導致了約翰第一次被流放。
約翰在民眾中享有極高的聲望和人氣，若他願意，僅憑一句話就能動員民眾起來保護他。但是，約翰選擇了不挑起民變，接受了被流放的命令。他的第一次流放並沒有持續很久，可能是因為宮廷擔心引發民變，不久便召回了他。然而，由於約翰直言不諱，根本問題並未得到解決。不久後，他再次因觸怒皇后而被流放。約翰再次以和平的方式接受了這次流放，但這一次，皇室決心徹底剷除這個不斷給他們帶來麻煩的主教。
儘管約翰作為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得到了民眾和西方教會包括羅馬主教的支援，他依然無法阻止帝國將他流放到一個偏遠的小鎮。帝國領袖認為這還不夠遠，於是又將約翰流放到黑海附近的一個地方。為了加速他的死亡，他們命令羅馬士兵在嚴酷的條件下強迫約翰長途徒步。最終，約翰在途中去世。臨終前，他被抬到路邊的一個小教堂裡領了聖餐，並作了他這一生中最短但卻最有力的講道：「在萬事中，榮耀歸於上帝。阿們。」約翰去世後三十一年，他的名譽才被恢復，遺骸被帶回君士坦丁堡。
通過安波羅修和金口約翰的例子，我們可以觀察到拉丁語西方教會和希臘語東方教會在不同政治環境中的挑戰。西方教會面對羅馬帝國的分崩離析，主教和教會往往需要參與地方治理。這解釋了為什麼安波羅修能在面對強大的狄奧多西皇帝時堅守他的立場。在西方，教會常常填補了治理真空。
而東方的情況則截然不同。儘管金口約翰面對的是一個相對弱勢的皇帝，但這個帝國卻能夠兩次流放君士坦丁堡的主教，直至他在流放途中去世。東方帝國的強大權勢，或者說對教會權威的挑戰，在拜占庭持續了千年。這大致反映了東西方在政教關係上的主要差異。
總結
總結以上討論，我們可以看到，君士坦丁的皈依和他的政治決策對基督教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他的行動不僅改變了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內的地位，也為其在後世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通過安波羅修和金口約翰的故事，我們得以窺見西方和東方教會在應對政教關係挑戰時的不同路徑。這兩位主教的生平不僅展示了教會在政治舞臺上的影響力，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基督教核心價值在面對皇權挑戰時的堅韌。無論是在西方的社會動蕩中，還是在東方的帝國權力遊戲中，教會領袖們在堅持他們信仰原則的同時，也在為西方社會不同權力之間劃出邊界。
早期教會的這些故事，不只是歷史的記憶，它們也為我們今天提供了深刻的啟示。它們向我們展示，在任何時代，教會在維護信仰和應對外部挑戰時都面臨著獨特的多樣性和複雜性。這些故事不僅僅關於個人或教會在權力面前的挑戰，而是深刻地揭示了歷史如何影響我們的當下，以及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中個人信仰如何發揮作用。在這樣的環境中，教會如何堅持信仰的純正，秉持對弱勢的關注和對不義的抗爭，成為我們深思的課題。讓我們通過反思歷史，更加堅定和睿智地應對我們自己時代的挑戰。
作者為Belmont大學基督教歷史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