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藉著過去在文字領域的點滴耕耘，我有幸成為「恩福神學生」，從此與恩福基金會結下不解之緣，「一次恩福，終身恩福」（Once an Enfu, Always an Enfu）。2016年3月，我成為恩福差派的宣教士，從文化領域轉到宣教領域。2018年7月24日下午2:50pm，我們一家六口乘坐的Air China 986航班從舊金山機場起飛，十二年的異國他鄉之旅暫告一個段落。往後要思考的是如何在這個新的「本國他鄉」生活、牧養並開拓教會。我回到故土，孩子們卻成為背井離鄉的漂流者。就這樣，我帶著文化宣教的使命，進入了牧會的工場，在文化的衝撞中譜寫田園牧歌，並努力去落實神賜給恩福基金會的使命：「推動文化宣教，耕耘華人心田。」
文化是個好東西：城市教會對文化堡壘的主動出擊
1949年是中國基督教的分水嶺，由晚清及民國傳承而來的信仰遺產被阻擋在時代的大門之外。所有的學校，特別是大學，還有教堂，各類機構，文字文化領域等，被新政權全數掠奪，洗劫一空。1952年，西方傳教士被迫撤離中國，福音的大門伴隨著中共的閉關鎖國政策被重重地關上。是的，並非虛掩，而是決絕的關閉。中國教會從此與世隔絕，她成為了一座黑暗世界的孤島，又如同一座巨型的、讓人看不到盡頭的監獄。在之後各類政治鬥爭的蹂躪之下，本土傳道人非死即傷，沒有窮盡的批鬥、抓捕和牢獄之災吞噬了多少基督徒的生命和淚水。
二十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的浪潮拍醒了陷入沈寂的中國教會。一石激起千層浪，全國各地的平信徒們開始奮起。以河南、溫州等地為例，這些被神興起的教會領袖，絕大多數是沒有知識、沒有文化的社會邊緣人物，他們是普世教會中的孤兒，他們是中西教會裂斷之後的「新型物種」，他們是平信徒，他們是無名的傳道者。按照唐日安（Ryan F.Dunch）的觀點，這批基督徒被稱為「1970年代出現的基督教群體」（the new Protestant movements that have emerged in the PRC since the 1970s）。¹ 而正是這樣的一批人在帶領著中國教會進入平信徒時代。
話說在當時，教會中有著名的「四多」：老人多、婦女多、孩子多、文盲多。因此，教外人士對待教會的態度都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顧。他們固執地認為，凡是信耶穌的都是老弱病殘，是社會中的渣滓。
二十世紀90年代末，福音逐漸向城市轉移，從而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新局面。隨著民工的浪潮，農村教會的傳道人走進了城市的棚屋，各地民工教會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2000年後，以「白骨精」為主要群體的城市教會崛起，所謂的「白骨精」是指白領、骨幹和精英，北京城市教會的表現尤其突出。這批新世代的基督徒，是中國教會在半個世紀後所產生的第二批「新型物種」。這裡所說的城市教會（或城市家庭教會）的產生並非是抗拒農村教會的結果，其實，兩者在基要信仰上是一脈相承的。城市教會與北美的「新興教會」（the Emerging Church）卻是截然不同的，所謂新興教會，是指一批從傳統教會離開的人所建立的教會，他們幾乎抗議傳統教會的一切。²
2018年7月底，我們一家在南方一省會城市牧養一間微型教會，經過四年的潛心服侍，我們有了兩間教會，成人數量約有350人，兒童青少年有100多人。在所有的成人中，有超過一半的會眾是「海歸」（overseas returnee），這是一種奇妙的景象。如今，我們的教會具有截然不同的特質，我簡單歸納為「四化」：年輕化、高知化、專業化、海歸化。「年輕化」是指會眾的平均年齡不到三十歲，新植堂出來的教會會眾的平均年齡約為25歲。「高知化」是指會眾的基礎教育水平為大學本科，也有少量的專科；碩士、博士、博士後相當多。「專業化」是指會眾的職業多數為電腦工程師、醫生、大學教授、律師、政府公務員、藝術類從業者等。「海歸化」是指超過一半的會眾是海歸，而且，他們都能適應教會的環境，有序成長。
在我服侍的歷程中，很多福音朋友、慕道友被我們教會的美好景象所吸引，他們不僅驚嘆時代的轉變，更被教會的群體深深折服。就這樣，很多人固有的社會文化堡壘被基督的福音攻陷，於是我們就有了每年兩次的洗禮。
從「四多」到「四化」，我們看到了文化是個好東西；有基督基因的文化更是如此。
2022年，我將在南方三年的服侍經歷總結成一本新書：《城市教會的興起、管理與牧養：牧養制在當今中國城市教會落實的個案研究》（The Emergence, Management and Shepherding of Urban Church: A Case Study of A System of Pastoral Care In Urban Churches in Contemporary China）。這也是我在不同教會、神學院教授的一門課程。
而今，時代在大聲呼喚「學者型牧者」的興起，這將是中國教會所產生的第三批「新型物種」。教育與文化塑造了牧者，牧者影響了教會，而教會能改變社會與文化的面貌。從1949年至2022年，城市教會不僅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同時也譜寫了一曲曲基督精兵的戰歌。回首百年前在中國大地上出現的「非基運動」（1922～1927），這場由共產黨發起、推動，並迅速受到新文化運動支持的抵抗基督教的運動，席捲中國的文化界和教會界。2022年恰好是非基運動100週年的紀念日，中國教會依然存在，依然在茁壯成長，依然在得著年輕一代知識分子，而且，依然活在中共強權政治的眼皮子底下。可見，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擋福音的能量，包括民國時期的非基運動，也包括1949年後的共產勢力。
民主是個好東西：教會建制是對民主生活的率先體驗
2006年10月，閆健出版了《民主是個好東西：俞可平訪談錄》一書，俞可平在序言《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中指出，「民主保證人們的基本人權，給人們提供平等的機會，它本身就是人類的基本價值」，「如果沒有民主的權利，人類的人格就是不完整。」³ 作為胡錦濤文膽的俞可平，他的民主言論如曇花一現，又如空中樓閣，老百姓並沒有享受到真實的民主生活。
教會是一個無形的、卻有體系化的團體。教會在每一個時代中都當具有先知角色與功能。教會在西方民主的起源及發展中曾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西方，教會是民主的實踐者，她將聖經中有關民主的精神傳遞給普世的人們，也藉此更新和翻轉人間的制度。然而，中國教會在經歷數十年的農村化後，教會中出現了家長制、山頭主義、極權主義、獨裁者等不利於教會發展的結構性問題。教會不具備組織性，但也不能接受三自的官方組織型態。因此，中國教會迫切需要建立起屬於自己的制度與秩序。如今，我們這一間小小的教會，在中國推行合乎聖經教導的教會制度，我們期待這樣的行動能「有助於培養建構公共領域的『公民特質』」。⁴
2018年9月4日，到達南方一個多月後，我就帶著現有的幾位同工開啟創作處境化制度之旅，在完全沒有站穩腳跟的情況下，這番操作的確是一步險棋。根據《辭海》的解釋，制度（institution）是指要求組織成員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辦事的規程。「制」有節制、限制之意；「度」有尺度、標準之意，兩者結合起來就是「尺度」之意，它是為人們的相互關係而設定的一些制約。制度可以使人治轉變為法治，從人情轉變為規則。人情導致產生非成文的傳統，制度讓傳統走上火車的軌道。
章程（constitution）或條例（bylaw），紀律手冊（discipline）是教會制度的具體體現。章程和紀律手冊從創作到實施的過程體現出了公民性、民主性和秩序性，這一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巨大工程。
我們的章程和紀律手冊的一大特色就是處境化、本土化。當時，其他同工基本沒有章程和紀律手冊的概念，我既要提出每一個理念，又要與他們一同討論如何在我們中間具體落實，並轉化成文字。有時會有驚嘆聲，有時則會有質疑聲。在整個創作的過程中，我時常將內容在主日講道中分享，做到與會眾同步，向會眾啟蒙教會的體制。
章程的創作用了一年的時間，紀律手冊的創作用了兩年的時間。章程和紀律手冊完成後，首先呈送給律師和法學教授，徵詢他們的意見。然後，面向會眾展開第一和第二徵求意見稿。我們會認真對待會眾的每一個意見和建議，並體現在修訂稿之中。完成最後稿後，再度邀請一位律師進行審核。然後，我在某一個主日再向全會眾解釋章程，同時安排同工到各個小組中與組員討論存疑的地方。
2019年8月11日，我們舉行了「章程通過&奉獻儀式」，會友制度於當天開始實施，章程其餘制度或內容，均等到第一次會友大會當天實施。
2020年1月5日，我們舉行了第一次會友大會，會上投票通過了教會章程，並通過了第一批8位執事。當天，許多弟兄姊妹盛裝出席，他們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樂，其中一位從英國留學回來的姊妹告訴我說，「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過民主生活」。
2020年12月27日，教會紀律手冊經第二屆會友大會通過並實施。至此，教會的建制圓滿完成。到2022年底，經過三年的運作，教會有序成長。2021年8月，我們植出了一間新的堂會，全套制度順利複製到了新的堂會。當新堂的會友拿到章程和紀律手冊時，有人曾非常興奮地說，「我們也有自己的章程和紀律手冊啦！」
制度的力量可見一斑！
牧養是個好東西：牧會制之下的新活法與新文化
牧會是對文化的融合，也是對文化的更新與改變。牧師是實踐牧養職分的最重要的人，牧師被認為是「為會眾提供道德上的帶領、屬靈的指導及鼓勵的人。」⁵ 牧師成功的牧養可以讓會眾活出新的人生、新的文化。但這恰恰是中國教會所缺乏的。
中國教會曾走過了高速發展、信主人數急劇增加的時代。然而，信徒流失量也同樣在增加，其原因是信徒對信仰的認識並不清楚，講臺缺乏系統及正確的教導，傳道人的牧者職責並沒有發揮出來等。因此，傳道人需要告別奔跑和流轉的事奉，安靜下來，沉澱下來，扎根下來，去面對幾十位或是幾百位的信徒，踏踏實實地去牧養他們，輔導他們，光顧他們靈魂深處的所需，帶領他們在神話語和屬靈生命上深根建造，就如同父親和母親那樣陪伴在孩子身邊，盡到牧羊人當盡的責任。
牧養制或堂會制在未來將成為中國教會重要的制度。當然，我們不能僅僅模仿外在的形式，更重要的是把牧養的精髓學到手。由於中國教會在這方面存在長期及大範圍的痼疾，因此，更新並不容易，所面臨的問題也並不輕鬆。以溫州教會為例，多數教會都會有很多位傳道人，他們多年來同甘共苦，齊心服事，那麼，在從派工（派單）制轉型到牧會制的過程中，將選擇誰擔任本堂牧師一職？其餘的傳道人該如何安排事奉工作？本堂傳道人是否能勝任全新的工作崗位？假如不能，是否要到外面去招聘牧師？如何合情、合理地建立招聘制度？如何避免西方教會將牧師視為雇工的情況在中國發生？傳統傳道人要按立為牧師的資格要求如何定奪？被按立的牧師如何能真正穩定在一個教會中關照僅有的這批信徒的屬靈生命和現實生活？以上這一系列問題都將成為中國教會的挑戰，假如教會能成功越過這些關卡，那麼，信徒有福的時代就快將來臨，教會文化的轉變也將成為現實。
牧者如何傾心牧養教會？如定期探訪和屬靈關懷，以同理心去分擔會眾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痛苦，向會眾忠實地教導神的話語，輔導有需求的人，塑造有屬靈高度的信徒，並齊心協力對外傳揚福音，服務社區，融入人群。
回想2018年回國時，我帶著「轉化教會型態、扎根教會牧養」的使命而開啟在國內的牧會之旅。在過去四年的時間裡，許多人在教會中得到改變，包括：
抑鬱症得平安，破碎的心靈得醫治，搖搖欲墜的婚姻被重建，家庭觀念被歸正，三觀被調整，對神的信心被建立起來，屬靈生命得以提升，有人從堅定的無神論者成為堅定的信靠者，有人克服俗世羈絆更多參與服事，有人已經就讀北美神學院的線上課程，有人決定成為宣教士……以上這些例子足以證明牧養可以改變人心，從而改變文化，這至少包括三方面的文化：固化的教會傳統文化、共產黨的文化，海歸難以適應的文化。
總之，今日在中國城市教會中服侍的牧者，其實就是更新文化的工作者，他們所從事的也正是文化宣教。
參考文獻：
1. Ryan Dunch,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in China Today: Fragile, Fragmented, Flourishing,” in China and Christianity: Burdened Past, Hopeful Future, ed. Stephen Uhalley and Xiaoxin Wu (Armonk: M. E. Sharpe, 2001), 201.
2. 卡森（D. A. Carson），《認識新興教會》（洛杉磯：美國麥種傳道會，2007），頁45。
3. 閆健著，《民主是個好東西：俞可平訪談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引言。
4. 高晨揚著，〈轉型中的基督教家庭教會與中國公民社會的構建〉，載《東亞研究》第四十四卷第一期（2013年1月），頁119。
5. 布里斯特（C. W. Brister）著，《教會中的牧養關顧》，蔡志強、陳秀慧譯（台北：華神出版，2004），頁33。
作者在中國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