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想要瞭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除觀光之外，唯有文學藝術可以帶領我們登堂入室，「看見」他們的生活，「聽見」他們的心聲。
這系列精心擇選的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作家筆下的文學，將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重大歷史事件串連起來。在一則一則文學故事中，讀者可以看見，在這些影響世界局勢的年代中、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們。全文共分為兩大部分，此文是第一部分，探討了猶太人到巴勒斯坦拓荒時期及以色列建國前後的兩位以色列作家之代表性書寫；另外還介紹了一位國際知名的巴勒斯坦作家，透過他的兩部著作，展現以色列建國後父子兩代的奮鬥與逐步的失落。
以色列的拓荒時期：耶路撒冷是家鄉還是異鄉？
談到以色列文學，一定要最先提及於196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山謬·約瑟夫·阿格農（ShmuelYosef Agnon，1888–1970），不只是因為他堅持用希伯來語寫作，也是因為他的作品聚焦於以色列建國前的幾次回歸運動中拓荒者的生活；他將文學作品與當時的猶太民族復興運動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成為鼓舞猶太人民振興民族、走向新生活的精神領袖。
阿格農出生於波蘭東部，於以色列第一次回歸（1881–1903）時期，就從東歐來到以色列， 後短暫回歐洲， 在第三次回歸（1919–1923）時期，徹底搬離歐洲來到以色列，因此他比以色列建國後才回歸的學者擁有更多的領導聲望。
阿格農雖受德國文學魔幻寫實風格（諸如卡夫卡、湯馬斯曼、鈞特葛拉斯）的影響，但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他卻說真正影響他最深的，其實是聖經文本。而他的創作因著與聖經互文，又帶有魔幻風格，的確是比較艱澀的文體。
建國前的1943年，阿格農發表的《未婚妻》（或名《訂婚記》），就是用聖經中雅各與拉結的愛情互文。舊約聖經中雅各深愛的拉結，終究無法跟雅各回到家鄉，她難產死於回鄉途中的伯利恆。
在《未婚妻》一文中，男主角雅各從奧匈帝國加利西亞（波蘭、烏克蘭邊境）到巴勒斯坦教書做研究，他跟六個已從各處移民過來住在雅法的女子非常要好，被人稱為「七大行星」。還未移居前，在歐洲，雅各有一個有恩於他的長輩。幼年時雅各和長輩的女兒蘇珊常玩在一起，甚至玩過訂婚儀式——他們剪下自己的頭髮，將兩人的頭髮纏繞在一起，並且一起燒了。後來上了高中，兩人分隔太遠，漸漸就失去了聯絡。當雅各大學畢業、到雅法做海草研究時，長輩的妻子過世，長輩帶著女兒蘇珊四處旅遊，到埃及後，決定途經巴勒斯坦探望
雅各。他們到了雅法，跟雅各碰面，而長輩更希望的是去聖城耶路撒冷，這是他們心靈的歸鄉。
若是跟在雅法和雅各並稱「七大行星」的女孩相較，蘇珊很明顯地就對巴勒斯坦這塊土地水土不服。她是受歐洲的文化滋養的，但歐洲對猶太人的逼迫日甚，按理說回到巴勒斯坦這
塊土地、回到應是心靈故鄉的耶路撒冷，應該是一種救贖，但蘇珊卻非常哀愁：「未來的日子會比過去的日子好過嗎？我夢到我死了，我既不快樂，也不哀傷，身體平靜地躺著，這種平靜，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懂得，這樣最好，我什麼也不要也不求，就好像我消失在無窮的藍空中。」
然後蘇珊就在巴勒斯坦這塊土地上生病了。在回巴勒斯坦以前從來沒有聽過這種病，她不但頭發昏，腿部也喪失行動的能力，只要她一動就會抖個不停；她說話的時候聲音不清，好像別人在說夢話一樣。她所想的也只是睡覺，她能夠在任何時間、場所睡著，有時候甚至一連睡好幾天，醒來後又會立刻睡著。
故事最後，雅各的海草研究論文被學術界重視，因此他受邀請去美國紐約大學任教，即將離開巴勒斯坦。雅法六個女孩發起一個遊戲，就是奔跑競賽——誰先從海邊奔跑到古穆斯林墓地，誰就有資格取得海草編成的桂冠。這形同是一個訂婚儀式。誰是雅各的未婚妻呢？
故事結尾，阿格農發揮了他傳承的魔幻寫實文風，將爭搶未婚妻名分的奔跑競賽寫得非常魔幻，因為大家都發現，不知何時，罹患睡眠癥的蘇珊竟然跟他們一起奔跑著，並搶先抵達古穆斯林墓地終點，仍閉著眼，卻將桂冠戴到了自己頭上。
《未婚妻》這個故事，透過與舊約中雅各、拉結的愛互文，陳述以色列尚未建國前的回歸時期，蘇珊這個「現代拉結」無法歸鄉的兩難。她們世世代代被歐洲文化滋養，已無法適應巴勒斯坦屯墾時期的文化荒蕪，尤其去到聖城耶路撒冷，更有窒息之感，因為耶路撒冷所連結的信仰與文化，跟在歐洲紮根好多世代的猶太人之間，已經有太多隔閡。回耶路撒冷就是歸鄉，這僅僅是一個遐想，一個在歐洲逼迫下的美夢；但當真正站在這夢土之上，才發現自己是個徹底失根的漂泊人。所以雅各離開，蘇珊罹患嚴重的睡眠癥（暗示著死亡）；而他們幼
年時在歐洲立下的婚姻誓言，終究是一場無法履行的死別。
以色列建國前後：英雄文化下被掩蓋掉的痛苦
談到阿格農這位諾貝爾文學大師，就一定要談談以色列文學家阿摩斯．奧茲（Amos Oz，1939–2018），因為他的家族跟阿格農淵源頗深。奧茲的伯公約瑟夫．克勞斯納（屬第二代回歸潮，於1919到雅法）跟阿格農同有被尊敬的地位，卻彼此不服對方。奧茲的父親也不喜歡阿格農魔幻寫實的筆法。他來自立陶宛，自認具備立陶宛人理性至上的天性，不只不喜歡魔法、超自然，甚至不喜歡任何披上朦朧的浪漫主義和神秘主義外衣，或蓄意令感覺混亂並剝奪知性的東西。
作為以色列知名作家，奧茲擁有非常多描述以色列回歸及建國前後時期的作品。但是，奧茲書寫父母經歷的《愛與黑暗的故事》卻直到2002年才發表，那年奧茲已經79歲了。他寫道：「我現在是以父母的父母身分寫這本書，懷著哀傷、憐憫、同情、幽默、諷刺，以及好奇、耐性。我寫此書是為了把死者請到家中作客，我們必須交談。」
奧茲的父親受到以色列社會英雄式氛圍的影響。在幾次回歸運動中，以色列社會需要英雄式的氛圍——唯有英雄敢開疆闢土，在荒蕪中為以色列預備未來。英雄絕不多愁善感、負面思考，他們永遠有將逆勢扭轉成順勢的智慧與勇氣。這種英雄式氛圍，甚至讓以色列不太能接納二次大戰後的猶太人倖存者。整個社會氛圍，就是要他們對過去的苦難保持沉默。
奧茲在《愛與黑暗的故事》中寫道： 「我幾乎沒有和爸爸說過真實情況，他也幾乎沒有對我說過他的童年、他的愛情、一般意義上的愛情、他的父母、他哥哥的死、他自己的疾病、他的痛苦、或者一般意義上的痛苦。我們甚至從來沒談過母親的死，一個字也沒談過。」在奧茲父系家族中，他們很樂意表達公共情感，但是，表達個人情感卻是艱難的。
聯合國通過以色列建國的那天晚上，父親睡在奧茲旁邊，說：「從現在開始，從我們擁有自己的國家開始，你永遠不會只因為是猶太人而受人欺侮，不會，永遠不會。從今天晚上開始，這樣的事情在此結束，永遠結束了。」奧茲伸手摸父親的臉龐，就在他高高的額頭下，他的手指沒有摸到眼鏡，而是突然摸到了淚水。有生以來，無論在那個夜晚之前、還是之後，甚至在媽媽死去時，奧茲都沒有看到爸爸哭過。
奧茲父親不喜歡魔幻與神秘主義，最後也傷害了婚姻，因為奧茲的母親恰好擁有喜歡神秘與浪漫的文化背景。阿格農在寫給奧茲的信中，曾談到奧茲的母親，說：「她站在門口臺階上， 說話不多。」奧茲認為，阿格農寫的《她在盛年之際》，故事開頭有他母親的形
象：「母親在盛年之際去世，三十歲那年離開了人間，她在世間時日不多且痛苦，終日坐在家裡大門不出⋯⋯ 」
不過，奧茲的母親並非終日坐在家裡，她出去的時候不少，只是，她在世間的時日也不多且痛苦。阿格農《未婚妻》（1943）中的蘇珊仿彿是奧茲母親的影子：「我覺得這個世界離我好遠。現在我人在這裡，我也不覺得是世界的一份子。」
為何奧茲的母親在以色列這麼不快樂呢？建國前回歸以色列的人，匯集著許多高水平知識分子。奧茲的父親認為自己可以成為耶路撒冷一位富有獨創性的學者、擁有希伯來復興精神的勇敢先驅；但是無人需要他的學術成就，因為耶路撒冷有資格的文學專家遠遠超過學生人數，何況奧茲父親拿的是波蘭的彆腳證書。所以，奧茲的父親做了圖書管理員，夜間用餘力撰寫中篇小說史和文學史的其他條目，出書後卻無人購買。
奧茲的母親來到以色列當然也有夢想。她也許夢想在以色列的一個鄉村學校過教師生活，邊讀書邊創作，在閒暇之際寫寫抒情詩，不然就寫感傷而多用典故的短篇小說，好跟歐洲的文學家們建立某種平和的精神聯繫。但她卻是在地下室的住房裡度日，做飯、洗衣服、清潔、烘烤、照看一個病懨懨的孩子（即奧茲）。
在以色列，奧茲的父母沒有清晰界定的位置，他們一隻腳踏在隸屬團體裡，另一隻腳則懸在空中。不過，奧茲的父親擁有公領域的發言權，奧茲的母親卻沒有。在克勞斯納家人當中，她從來不能表達真正的自我，若是表達出來，他們會認為她特別奇怪，儘管他們總是對她彬彬有禮。奧茲的母親被拔離了歐洲文化沃土後，到以色列這充滿優渥學識的拓荒勇者群中，連奧茲的父親都缺乏機會，遑論女性？
於是，母親沈默了，卻也非常渴求讀書。她對奧茲說：「當人不再能夠從你那裡得到好處、快樂、利益，或者不能從你那裡得到好的感覺時，總是會對你置之不理，而書永遠也不會拋棄你。」在奧茲的記憶中，母親總是拿著一本書，將書攤在腿上，彎著腰讀書。這是她宣洩苦悶的唯一方式。
奧茲書中談到母親自殺前的最後一年：「我們被綁縛在一起，我們之間相隔一千光年，不是光年，是暗年。我知道他們經歷著怎樣的痛苦嗎？他們兩人呢？我父親知道她的苦楚嗎？母親理解他的苦難嗎？」1952年1月6日，奧茲的母親在台拉維夫哈婭姐姐家中吞安眠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哈婭阿姨說：「結束生命前在我們家的那兩天，她盡力了。」
對母親的悲悼期結束後，房子終於清靜下來，當父親與奧茲把門關上，只剩下他兩人時，他們之間幾乎無話可說。從母親去世到父親去世的二十年間，他們一次也沒有談起母親，隻字未提；也沒有談起自己，更沒有談起絲毫與感情有關的任何事情。爾後父親過世，父親死後，奧茲也幾乎沒有談起他。奧茲說：「仿彿我是棄嬰。」
奧茲在母親自殺前，被迫扮演一個角色——當父母人生不稱意時，他必須默默承擔，並適時將其轉化為英雄式的勝利。他說：「有些時候，年輕人會離開父母的家前去尋找自我或者喪失自我，但是在50年代初期反對家長壓迫的極點，就是去基布茲。」基布茲離耶路撒冷非常遙遠，在加利利，在沙崙平原，在內格夫和山谷，一個能夠吃苦耐勞的新型拓荒者階層正在形成。奧茲寧願成為他們當中的一份子，也不願意像父母、或充斥整個耶路撒冷的那些憂鬱苦悶的逃難學者。
在《愛與黑暗的故事》發表之前，奧茲從未寫過他父母的故事。他必須透過書寫，才能回顧並釐清這深藏心底的愛與黑暗。這不只是關於奧茲的父母，也不只是奧茲的故事，更是那段拓荒英雄時代邊緣者的真實心聲。
以色列建國前後：英雄文化下被掩蓋掉的痛苦
談完以色列作家奧茲，緊接著一定要談一談巴勒斯坦作家拉加．薛哈德（Raja Shehadeh，生於1951年），他們有著非常相似的創作背景與創作慾求。
奧茲的《愛與黑暗的故事》雖然緊繫著建國前後，但他卻得等到自己「年歲成了當年父母的父母」，才能把母親抑鬱自殺以及跟母親抑鬱心境完全不對襯的拓荒英雄氣勢，書寫成書。他一定得書寫，那種「棄嬰」似的自我傷痛才能被療癒。
薛哈德的《我們一家陌生人》於2002年出版，也是環繞以色列建國，書寫巴勒斯坦父子兩代的處境。並且，跟奧茲一樣，非得書寫成書，他才能擺脫痛苦。他的父親一輩子獻身給巴勒斯坦，卻遭刺殺；而在司法權屬於以色列的情況下，該案並沒有得到公正緝兇。
《我們一家陌生人》與《愛與黑暗的故事》一樣，都是回憶自傳體，奧茲寫《愛與黑暗的故事》時，年事已高，可以隔著距離整理痛苦往事，因此字裡行間甚至帶著一點幽默。而薛哈德為了擺脫喪父及司法不公的痛苦糾結，書寫的《我們一家陌生人》字裡行間充滿巴勒斯坦的哀愁。
薛哈德是基督徒，既是律師，也是人權鬥士與作家，創立跟國際連線的人權組織「Al–Haq」，一開始專門處理巴勒斯坦人面對以色列法律之不公平待遇，後也涉及女權與勞工議題。繼2002年出版《我們一家陌生人》，2008年出版的《漫步巴勒斯坦：消逝中的風景》獲得歐威爾獎。
《我們一家陌生人》從以色列建國那一年開始書寫，居住地被劃為以色列國境的巴勒斯坦人紛紛逃離，去往約旦河西岸與約旦暫居，光是1948年5月，拉姆安拉就湧入三萬難民。薛哈德家族住在雅法，在拉姆安拉有別墅，原本是去度假，未料從此回不了家，沒機會跟雅法說再見，也跟在雅法打拼出來的一切揮手告別。
當時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覺得，避居約旦河西岸或更往東到約旦，是暫時性的，阿拉伯聯
盟一定會把以色列趕出巴勒斯坦，但薛哈德的父親跟其他巴勒斯坦人看法不同：「阿拉伯人當真相信他們公開宣稱的東西？莫非阿拉伯政治家沒有足夠的見識明白以色列已經在那裡生根茁壯？」父親這樣的遠見，促使他非常早開始以律師的角色到處宣告：「趕快承認以色列，並根據聯合國的提議，成立巴勒斯坦國。因為若不接受聯合國提議的兩國主張，巴勒斯坦人遺棄的不僅是房子而已，連同他們的生活也拱手任由外人謀劃管理。」這樣的看法使
父親背負「背叛通敵者」的罪名，也讓薛哈德的成長歷程充滿辛酸。一方面，他擁有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失落感：「即使拉姆安拉逐步改頭換面，巴勒斯坦失落的世界還是主宰著我的生活。」另一方面，父親成為「背叛通敵者」，卻仍堅持到處建言、說服巴勒斯坦人接受現狀，也讓薛哈德童年到青少年的成長歷程充滿苦澀。每天，大馬士革的電臺廣播衝著父親罵：「你是個賣國賊、卑鄙的通敵者，你想要投降⋯⋯ 」
薛哈德在《我們一家陌生人》中寫道：「我和73歲父親共度的最後幾個月是最艱辛的關卡，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提振他的精神，就像我的人生沒有任何東西能夠令他感到欣慰。他還讓我擔心的是，他有四個案件，牽涉到巴勒斯坦內極端危險的人物，與他們對立。」父親在1985年被割喉刺殺，當時薛哈德正在美國巡迴演講，書中描述「以色列警察姍姍來遲，幾個小時連一輛救護車都沒來，現場也沒有封鎖隔離。他們讓他躺在那裡，讓全城的人瞧見，他們對他的死亡棄而不顧，如同生前對待他的態度一般，他們讓他血流個不停，雨水打在他身上，甚至沒人費事拿個東西幫他遮蓋。」
是誰殺了薛哈德的父親？謠言說，是巴勒斯坦極端派，他們不滿父親的主和，因而殺了他。以色列對薛哈德父親之死的偵查曠廢時日，進度緩慢，因為他們是為屯墾約旦河西岸的佔領者以色列人服務的。唯一能確定的是，兇手是巴勒斯坦人。二十年後，薛哈德才輾轉得知，父親的官司涉及兇手的利益，所以父親被殺害，但兇手被以色列保護起來。
父親過世那幾年，是薛哈德這輩子最煎熬的時刻。是寫作救了他，讓他不至於絕望。薛哈德寫道：「我無法避免地開始尋覓那名為我父親的男人，這個過程在他死後依舊持續了許多年。」這「尋找缺席父親」的心靈渴望，影響薛哈德的生涯規劃。儘管他到當時尚未內亂、充滿多元異文化的國際大都會貝魯特求學，甚至遠赴倫敦修習法律，遠到印度接觸瑜珈、冥想，這些都沒有斷掉回鄉為巴勒斯坦人奮鬥的願望。
薛哈德回到巴勒斯坦，發現巴勒斯坦人遠比他離開前更加艱苦。有些人從事反抗運動；那些採取軍事行動被捕的人，被嚴刑拷打，在以色列監獄囚禁多年；其他人一旦被貼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行動分子的標籤，就絕無可能取得重要證照，形同失去自由。至於忍耐順從的平凡百姓，他們經濟與生活被限制，發展落後，土地充公，集體懲罰，令生活難以忍受。
薛哈德像父親一樣從事律師工作，為巴勒斯坦人爭取權益。但經過西方洗禮的他，發現巴勒斯坦人需要向以色列學習，以色列終究是從歐洲遷徙過來的，跟閉處阿拉伯世界的巴勒斯坦人相較，以色列的確有文明的優勢。但他的這些想法，讓巴勒斯坦人無法徹底相信他回來是為巴勒斯坦人服務的。薛哈德發現自己正在重蹈父親的覆轍，但比父親更有優勢的是，他有西方人脈，因此他能創立人權組織「Al–Haq」，此外，他有一支筆可以成為利器，他不斷地把巴勒斯坦人的處境寫成文字，投稿到西方的報章雜誌，並接受西方世界的邀約演講。
薛哈德2 0 0 8年獲得歐威爾獎的作品《漫步巴勒斯坦： 消逝中的風景》，描述了他從1978年起開始，在約旦河西岸漫步，漫步到2007年，共三十年，中間還包括1985年父親過世的人生大事件。他描述了那片大地曾經是如此的原始、開闊而美麗，曾幾何時散步變得非常危險，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都可能在遠方拿槍瞄準他，甚至射出子彈。到最後一次漫步，大地已被屯墾區與隔離牆，永遠地改變了⋯⋯
作者為平面與網絡媒體作家，致力於推廣「為成人說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