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篇中，筆者曾指明劉小楓在其經典作品《拯救與逍遙》中聲稱：超越的基督即是受苦的新人，這是劉從革命經歷中獲得的英雄身分意識的投射，以及他與革命遺產不斷糾纏的結果。接下來，我們將進一步考察劉筆下各種舊人和新人的獨特形象。
舊人形象
舊人的兩個代表分別是屈原和陶淵明。劉小楓借用他們的經歷和作品來討論儒、道兩家對超越理解的侷限性。正如劉所解釋的，儒家宣導通過修養工夫的方式追求個體的道德卓越和良好的社會秩序，而道家則強調退出社會和道德秩序以便回歸個人道德生活的本真狀態。然而，在劉看來，這些嘗試卻成為導致兩位著名歷史人物悲劇的主要原因。
屈原被楚王冤屈，不得不流放外地；期間他完成了頗具神秘色彩的詩歌《天問》。詩歌中屈原表達出對世間所有智慧的懷疑和挑戰，從宇宙的起源，到天與地，再到戰國時期的政局。
不幸的是，與約伯或耶穌不同，屈原沒有得到天（他的儒家上帝）的任何回應，最終悲憤自盡。對此，劉解釋說，一旦儒家信徒在腐敗與殘酷的世界中意識到自己的理想是多麼自欺欺人，他的生活很快就會陷入虛無主義的深淵。¹ 雖然結局悲慘，但自殺的確是屈原擺脫絕望的唯一途徑。
這裡我們需要補充的是，將屈原貼上儒門弟子的標籤，在當代學者中頗受爭議。² 儘管如此，劉關於屈原絕對忠於君王和難逃厄運的形象描述卻令人印象深刻，因為這正映照出毛澤東時代下左翼知識分子和紅衛兵的集體悲劇。
數百年後，由於親眼目睹了漢帝國的興衰，並認識到儒家殉道主義的侷限性，陶淵明選擇了另一種有意義的生活方式——成為一名修道隱士。與屈原不同，陶淵明拒絕了徹底投身於政治事業並忠誠於帝王。他退隱到鄉野中，將自己塑造成一個自然浪漫主義詩人。在劉看來，這種選擇是富有吸引力的，因為它為那些面對政治世界的殘酷、荒謬和不幸的人們承諾了一種閒適的方式，來追求私人生活。道家的願景是一個超越人類價值和責任的超驗世界，它否定對與錯、愛與恨、理性和情感等人類價值與責任的源頭。³ 陶淵明遵循著這一理想，似乎找到了個體靈魂的棲息之所：「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但是，正如劉所警告的，道家理想並沒有引導詩人進入具更高價值的真正超驗世界，而是將他引入了更低層次的本能和欲望的自然世界。事實上，它教導人們，最偉大的智慧是對自己和他人的困苦麻木不仁。據此，劉斷定這是一種更為糟糕的異化，因為人們一旦追隨這種理想，便會在暴力和苦難中任由自己的心變成冷酷的石頭。⁴
新人形象
劉小楓的比較議程並沒有止步於此，它還包含了另外兩個關鍵的嘗試，來辨識何為真正理想的人性。新人的第一個形象賈寶玉，是由清代作家曹雪芹在其不朽作品《紅樓夢》中勾勒出來的。曹雪芹試圖將性愛作為一種新元素，注入到寶玉所代表的理想人性中，並透過這種方式來補足道家傳統的缺失。這是因為在曹的理解中，舊式的自我逍遙的生活方式並不徹底，無法超越人類的苦難。關鍵是要通過美好的性愛來培育身心，追求幸福。⁵
然而，小說中寶玉的悲劇也揭示出曹雪芹的新人是多麼脆弱：寶玉無法承受失去心愛之人的重擔，很快就發現他的心變得如此陰暗和荒涼，以致於餘生只能在佛寺中度過。劉小楓也否定基於性愛的浪漫主義可以開出人性之路。⁶
新人的第二個、也是決定性的典範，是現代中國文學家魯迅。在劉眼中，魯迅之所以與眾不同，並不是由於他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顯赫地位，而是魯迅畢生對崇高事業的奉獻、不妥協地與邪惡鬥爭，以及樂於為他人犧牲的精神。這些都代表了新人前所未有的高度。魯迅拆解了儒家的聖王之道，摒棄了道家的淡泊寧靜，這些使他已經超越了舊人的典範。他還通過肯定個人的生命權，來完成曹雪芹未竟的事業，從而為中國人描繪了一個新的人性願景。由於這些原因，魯迅不愧為知識分子英雄，並被劉賦予了與紅衛兵所熟知的著名「英雄戰士」同等的地位：
挪開這塊石頭的艱難嘗試是這樣來進行的：一個人用自己全部生命力量把石頭頂起來，讓後來的人們從石頭縫隙中穿過去。這好比故事中一位英雄用胸口堵住敵人的槍眼，讓戰友們安全地衝過去。
然而，與「英雄戰士」的犧牲相比，劉很快就開始質疑魯迅犧牲的價值：
我們不得不關心的是：頂起石頭的英雄會不會被石頭的壓力扭曲甚至被同化為石頭？當他把一切石頭性都肩起來時，他會不會被石頭性吞噬？如果他自己肩起石頭是以石化為石頭為代價，否則就沒有力量肩起石頭，人們從他身下匍匐而過會不會被石化呢？即便他肩起了石頭，人們進入新的天地仍會以石頭為路標，那麼，他所指引的新的天地不依然是一個石頭世界麼？既然他的犧牲是由於他肩起石頭，那麼這絲毫不能與補贖式的犧牲相比，因為他沒有引入一種新的力量，新的性質，沒有阻斷原有的東西。⁷
劉擔心，鑒於魯迅懷疑任何超越救贖的源泉，他對邪惡的激進反抗和對受害者的慈悲之愛仍有可能發生異化，他的新人主張便因此不再可靠。作為新人的代表，魯迅與基督的關鍵區別在於：沒有來自超越上帝的保證，魯迅的善意就永遠無法推翻現世上帝的暴政，拯救人類免於其暴行。可以說，正是從對魯迅的懷疑中，我們終於窺探到了劉小楓受惠於新人工程，進而深信不疑的事實。
結論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劉小楓的新人比較研究，涉及到兩條批評的路線。他表面上批評儒、道等傳統宗教對人的道德能力的樂觀看法，但這只是他簡單地將毛澤東思想中人性可達至完美的主張歸咎於傳統宗教。在如此操作中，他其實又在仿效毛，發動一場針對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戰，從而暴露出他自己對新人項目意識形態教條的無條件接受。
此外，這種指責歷史人物忠於或背叛宗教教義的做法，事實上也與革命時代下知識分子自我批判的普遍做法相呼應。更耐人尋味的是，他將宗教作為毛式集體暴力的替罪羊，進而為主要的施暴者和年輕的追隨者們開罪。
這些事實都表明，作為曾經的紅衛兵一員，劉在心底仍然忠誠於革命英雄的塑造者——毛澤東。因此，他不願接受超越的基督會帶來正義的最終審判，並呼召施暴者們悔改。換言之，他忽視了基督救贖之愛的一項重要使命。
那麼，劉的真正目標又是什麼呢？正如本文上篇說明的，他試圖挑戰各種新人的願景，認為新人只不過是現代人本中心的投射，只有超越的基督才是希望所在。然而，受制於革命浪漫主義視角，他對神聖超越的追求只取得了部分成功。
一方面，他指責革命體制剝奪了個體的人性和愛的能力，正如文化大革命的集體暴力和道德虛無主義所暴露的。另一方面，他堅持認為，只有具備救贖之愛的浪漫人物才能照亮被壓抑的人性，重建道德生活的希望。由於基督的公義審判已經徹底從他救贖的愛中被摒除出去，剩下的任務就只有安慰那些經歷過痛苦和創傷的受害者了。
總而言之，新人的概念不僅使劉小楓得以比較不同類型的理想人性並闡明其終極形式，而且使我們能夠看清，他對超越基督的接受中存在的嚴重問題，和與革命遺產之間的複雜糾葛。
從劉的思想與作品中，我們可以揭示當代中國公共神學所要解決的一個困境：從一開始，它就對紅衛兵一代所秉持的革命價值觀和毛氏政治伎倆保持了沉默，進而在面對當下共產主義暴力統治出現死灰復燃的景況時，屈服於為暴力體制辯護的意識形態教育和宣傳。
本文的個案分析，有助於我們對以劉小楓為代表的中國公共神學家所處的獨特歷史和神學處境做出全新的判斷，看出他們至今仍糾纏於共產主義願景和暴力實踐之間。
最終，我們希望服務於這樣一個目標，那就是：根據超越的上帝之聖言，對當代中國基督教的學術實踐進行批判性反思，並以此貢獻於中國教會和社會的真正解放。
參考文獻：
1、劉小楓：《拯救與逍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頁135。
2、相關討論參見Gopal Sukhu ed. The Songs of Chu: An Anth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by Qu Yuan and Others, 2017, 11-39.
3、劉小楓：《拯救與逍遙》，頁258。
4、同上，頁239-241。
5、同上，頁326。
6、劉將曹雪芹歸之於道家傳統的論斷，在當代紅學領域頗成問題，相關成果參見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1987年版。
7、劉小楓：《拯救與逍遙》，頁393-4。
作者為旅德學者。（現為旅英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