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r Civilizational Moment: The Waning of the West and the War of the Worlds By Os Guinness (2024)
作者葛尼斯是社會評論家，二次大戰期間出生在中國，親眼見過1949年中共的革命奪權。他在英國受教育，畢業於倫敦大學和牛津大學。他寫過三十多本書。在本書中，他分析西方文明的興起、發展和衰落，而衰落的關鍵在於：它與激發本身文明的主要動力幾乎斷鏈。
西方文明快進博物館了？
歷史上偉大的文明幾乎都已成為廢墟，記在書裡，或進了博物館。西方文明是目前唯一的例外，然而似乎距離加入這行伍也為期不遠了。自十九世紀中葉起，愈來愈多人預告：西方文明必會衰落，西方霸權即將終結。
西方的偉大興起是史無前例的，而西方衰落的速度之快也出人意料。1897年6月22日英女皇伊麗莎白的禧年慶，曾被認為是西方文明的頂峰象徵；然而1901年女皇去世，才不過數年，日不落帝國便失去了昔日的輝煌。兩次大戰之後，好些一度龐大的帝國更在一代之間便崩塌。
十九世紀倍受羨慕的歐洲已不復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二十世紀變故颶風的先聲。在戰火中，生命、尊嚴、倫理秩序盪然無存，啟蒙運動引以為傲的進步概念全被推翻，西方文明的自義徹底遭到質疑。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則出現了極權主義，核戰的威脅與環境的惡化使人不得不正視「末世」是否已然不遠！
如今，歐洲大陸盛行的理念愈來愈左，與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幾乎不相上下。雖然西方在二十一世紀還視自己在道德上略勝一籌，但在許多人眼中，它已經落入無法挽回的衰敗之中。至於美國，她現代的領軍身分是因她在兩次世界大戰和後冷戰中的角色得來的。但美軍在越南、伊拉克犯下的暴行，讓美國「世上的鹽」這一形像不復存在。如果現今墮胎、戀童、性混亂的情況是指標，那麼美國正在快速滑入一種死亡的文化。美國甚至可能比其他西方國家墮落得更快。
從野蠻到文明
在歐洲興起之前，世界上偉大的文明多半出現在亞洲、中東、地中海和南美洲。有好幾千年，歐洲只不過是部落和蠻族飄流的廣袤之地。說實在的，歐洲的根是野蠻人。在查理曼大帝（748–814）征服許多蠻族，並使他們歸信基督信仰之後，歐洲才逐漸有一體感。伊斯蘭的入侵和修道院改革運動（St. Benedict 480–587; St. Gregory, 540–604），則促使歐洲民族之間更加合作。
十二世紀是著名大學、大教堂、中世紀哲學、美妙聖樂興起的時代，展現出歐洲的潛力。接下來五百年，西方文明逐漸向全球伸展。知識界和藝術成就非凡（康德、米開朗基羅、莎士比亞、巴哈等），政治上西歐瀕海國家向外擴張。農業革命、工業革命、科學發現、科技研究、巿場經濟紛至沓來，新發明改變了億萬人，甚至也讓如今西方的敵人強大起來。
十六世紀之後，西歐躍升為世界霸主。曾有中國學者評估其背後的原因：政治、經濟、法治雖然都是重要因素，但最主要的原因卻是歐洲的「宗教」。公元380年，羅馬的狄奧德修大帝宣告以基督信仰為國教，使這信仰遍佈歐洲。然而使基督信仰對全球產生爆發力的，則是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當人人可以親自閱讀聖經之後，歐洲便出現了新的樣貌，並在世界歷史上留下不可抹滅的痕跡。
宗教改革之後的五、六百年，由歐洲與美洲構成的西方成為世界的霸主。
西方文明的核心
有關「文明」的辯論很多。「文化」是指老百姓的生活方式；而「文明」之意，是否指某一種強力文化對自己沾沾自喜，認為自己具超越性，不再「落後」或「野蠻」？葛尼斯使用「文明」一詞，並不是溢美，而是指一種文化的優秀表現，不僅在各個領域「出類拔萃」（excellence），又能向各方面「擴充發展」（expansion），而且能夠代代「延續不已」（extension）。簡言之，「文明」是指一個社會及其生活方式升得夠高、傳得夠遠、留得夠長；這才配得上「文明」一詞。
西方曾被描述為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文明，不是因其道德（其實，它的擴張常是不道德的），而是因其對全球的影響。大部分西方人都知道，基督信仰是對造物的「終極對象」保持忠誠，它強調「終極實體」（ultimate reality）的觀點。換言之，促成西方文明的，是人們對那位至高者、超越之神存著信心。這帶來人們對自己身分的認知——人是按神形像而造的生靈，是世界的管理者，必須過著遵守神誡命的生活，並且要向造物主交帳。
對終極實體的信念，關係到一個文明的福祉；在文明的危機中，這信念更是能提供精密平衡的首要支點。由基督信仰引伸而來的，是視「天賦人權」與「自由平等」為人的基本權利，以「愛神」與「愛人」為道德追求的指標。這成為西方文明的基石與核心概念。
相反的意識形態
現今的西方，內部的意識形態出現了劇烈的衝突。追溯其源頭，則為幾次翻天覆地的大改變：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十五、十六世紀）、啟蒙運動和法國革命（十八世紀）。這些歷史上的巨大衝突大多偏向高舉人、疏離神，其中的極端人士甚至抛棄基督信仰，視之為不合科學的神話。經過幾個世紀，西歐的文化呈現出「後基督教」現象；如今這些衝突在西方可謂已經達到頂峰。
西方自身曾經產生兩個可怕的異端：希特勒的極權「國家社會主義」，和列寧與史達林的極權「蘇維埃共產主義」。幸好，前者經過慘烈殘酷的戰爭已經消亡，後者也被國內抗爭的人民所抛棄。
如今全世界存在好些極權主義，它們對於人權與自由持著與西方文明完全相反的看法，且認為西方文明已走入窮途末路。它們無不想要趁勢擊敗西方，重塑全球的國際秩序。現今的極權主義大致可分為五種：在西方之內，為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極權傾向，與極端伊斯蘭主義；在西方之外，則有中共的極權威脅、俄羅斯的帝國主義，以及伊朗的伊斯蘭神權主義。
文明的存亡時刻
什麼是「文明的存亡時刻」？那是指一個文明在升起、轉折的過程中，與激活它之動力逐漸脫節、斷鏈，引致衰敗的巨變階段。這種時刻將帶出三種可能的方向：一是「更新」，恢復與最初文明動力的活潑關係，延續活力；二是「替換」，用另一種動力取代原先的動力；三是「衰敗」，退出歷史舞台。
文明的存亡時刻會像是一種過渡時期，結果不明朗，爭鬥與動亂不斷，衝突、戰爭、革命頻傳，就像中國歷史上的戰國時代。而熟悉自己歷史的西方人，會立刻聯想到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講論的那段時間，就是羅馬帝國衰敗與傾倒的時期。
西方只是在最近才面對這類爭戰。其實，西方真正的衰落原因在更深層，時間也更久遠，來自哲學、倫理、文化、經濟、科技各個層面。而若深究，最根本的因素其實是：曾經帶給西方文明動力的根源正在退化。一度使得西方文明充滿活力與團結力的信仰，如今已軟弱無力，甚至遭到鄙夷、棄絕。
從當今的世局來看，西方無疑已經來到自身文明的存亡時刻。而西方最兇猛、最厲害的仇敵，其實來自內部，有時甚至出現在令人意外的地方，例如：曾經持保守立場的公司與軍隊。決戰時刻已經逼近，可惜太多人卻視而不見。
危機真的存在嗎？
自從普京入侵烏克蘭，以及中國、伊朗、北韓的威脅日深以來，「西方」的觀念再次為人們所注意。談到歐洲或西方，一般人仍會想到它們代表自由、民主，但究竟西方的團結力有多深？實在有待觀察。其實一種文明的強與弱，必然是先呈現於內，才展現於外。先是靈性、道德、文化，再是經濟、軍事，所以信仰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俄羅斯與中國現今令世界不安，然而這問題的出現，主要是因西方沒有處理好自己的問題，無法確認自己的身分和特性，導致西方的文明顯出頹勢。例如，美國倡導的「有序自由」，一度是針對無政府主義和威權主義的最強答案；然而現時的美國則對維謢這種理念並不關心。普京2022年入侵之初，沒有料到西方能如此團結，可是歐洲與美國對於基本的文明問題，以及是否必須堅持對抗極權者，其實並不夠強硬，也不夠堅持，更不夠同心。
普京和他的支持者（如莫斯科大主教Kirill）宣稱：他們的行動是出於維護歷史和信仰。他們認為，俄國當以犧牲精神來作「人類的救星」，保衛「靈性文明」，抵擋西方的腐敗、雙重標準和虛偽。十六世紀時，羅馬和君士坦丁堡都陷落了，有位神父（Filofel）提出「第三羅馬」理論：「兩個羅馬倒了，第三個羅馬（指東正教）卻會屹立，且不會再有第四個。」普京以這個傳說作為他侵略行動的掩飾。
歐洲有種說法：「東方是西方，而西方則是非西方。」意思是，曾被共產主義統治過的東歐，如今欣賞傳統的西方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包括信仰、家庭和自由的重要；然而西歐卻認為，自己已經超越了這些。普京對西方弱點和腐化的尖刻分析，有些竟然取材於西方內部的評論。
簡言之，西方的問題就在西方本身。除非真正更新西方的信仰根基，否則局勢便無法扭轉。俄烏危機將難以解決，而深信「東升西降」、野心勃勃的中國正在伺機而動。
世界政府必導致自由失喪
有兩種態度讓人忽視今日西方文明的問題。其一為「只關注全球」；其二為「相信不會有事」。第一種人認為，如今應強調「胸襟開闊的永久性全球公民」，不要再去強調任何國家或文明。2020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Klaus Schwab）呼籲，疫情之後，全球應當「大重啟」（Great Reset）。許多全球進步主義的人都應聲附和。
全球主義、宇宙主義、後國家主義、超國家主義、跨國家進步主義等，都認為自己是「全地的公民」，他們寄望於「世界政府」，認為進步是無可否認的。在他們眼中，核戰、人口過剩、疫情、氣候變遷、人工智能對人類的威脅等危機，讓他們的主張更顯重要。他們對全球科學、科技、經濟、醫療、包容性政治等的發展保持樂觀，認為這是使人類脫離貧困、落後、迷信的辦法。
然而反對全球主義的警惕主義者卻認為，倘若出現世界政府，所有人將會「不擁有一物而幸福著」，吃「加工昆蟲」和「列印肉」，住在「15分鐘城巿」！
其實新一代的全球主義者應該切記，他們所高舉的所有進步成果，都是拜西方文明所賜。他們所強調的進步只是在物質層面，然而全球物質的分配既不均匀，也不穩定。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常被視為兩種不同的極端，一左，一右。其實它們有相似之處——都根源於法國革命，追求國家的權力，且不可避免地會帶來極權帝國主義。如今，習近平的「全球文明倡議」和西方的「全球大重啟」組成一個大鉗子，成為人類自由和未來的巨大威脅。
一個根本問題——主權
談到全球化，一個根本問題就是「主權」：個人的自由、責任的承擔、公民的抉擇權。這是人類自我管理、地方治理、健全的公民社會和深厚民主的核心。
但，今天「主權」是屬於誰的？它的基礎是什麼？個人、家庭、社區是否仍擁有主權？還是一般人的主權已經被政治菁英所取代？未來所有人的決定，是否都將由全球專家、超銀河理事會，或超極人工智能來代作？
在西方，家庭、教會、學校、伸張人權的組織，這些制衡政府權力過分擴張的重要機制，目前處於怎樣的光景？倘若沒有信仰的鼓舞，這類公民社會的機制還能復興，發揮制衡的力量，保護我們的主權嗎？
信仰不該被禁止公開發聲
既然西方的危機有一部分是由靈性的危機造成，解決的辦法也就必然要把靈性層面包含在內。然而，西方在高度世俗化的氛圍下，信仰常是被刪去的因素。以歐盟為例，它對自己的基督信仰出身幾乎恥於提及。提到宗教，經常只講其醜聞、缺點、軟弱的樣貌，又說它助長了政治衝突和恐怖主義。而美國則在知識界的帶頭之下，也愈來愈抗拒塑造成西方的信仰。
然而若不瞭解信仰，缺了這個環節，任何西方對當下危機的理解都會是偏差的、不充分的。有兩個原因讓人不能無視信仰。第一，信仰是人們對終極實體的信念，也是他們效忠的對象。第二，西方的危機與信仰的危機息息相關，且信仰將扮演關鍵角色，影響最後的結果。儘管把宗教與倫理的信念應用在內政和外交上十分困難，然而，在制定嚴肅的政策時，仍有必要先對世界宗教和人心靈性的饑渴有某種程度的瞭解與同情。
讓信仰參與公共事務是必要的。從政治層面來看，負面而言，政治的治理其實是一種對於人性與人本質的詮釋；例如，專制和獨裁必然與「人沒有尊嚴」伴行。正面而言，人的自由假定了人具有尊嚴與價值；因此若強調信仰，便會去保護自由，尊重家庭、學校、教會等培育信仰的單位，以保證自由的延續。從哲學層面來看，究竟什麼才是值得相信的終極實體，乃是哲學的根本課題。
但今天在嚴肅的公開討論中，信仰的角度卻往往被刪除——不僅被世俗思想家，甚至也被信徒本身。世俗人士蔑視信仰，以為是「附帶現象」，是表層的裝飾品，並不是社會的根基；而基督徒學者專家在公共場所也不再提到信仰，只用心理學、社會學等來折服人。
然而，如果基督信仰所宣講的是真實的，那麼，它所講的終極實體必須是思想與決策最後的決定因素，是絕對不可以被剔除的。如果西方興起背後的主要因素，是對造物之神的信仰，那麼它對西方的衰敗或更新必然也舉足輕重。
文明更新的願景
當西方文明靠著信仰再度更新、翻轉，真自由的願景才能實現：政治上能保有自治的政體，社會上能展現有序的自由，每個人擁有良心的自由，公共場所出現多元的「巿民廣場」等。
當下政治問題的核心議題是「自由」和「主權」。「自由」意指：人人能自由思想，自由發言，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一起。「主權」意指：責任能在下列範疇中取得平衡——個人、地方、國家和全球；不致倒向全球中央化，而犧牲個人、地方和國家。
保存自由的最佳方式，是按原則來處理，而非以解決問題作為出發點（這是全球主義的思維）。根本的原則為建立「宜人」的社會，即如：保障人的尊嚴、自由、公平、和平、公民地位、包容差異而共處。施行的方式，首先是依據原則來擬定政治方案，以達成這些理念，然後再針對全球問題，制定實際解決辦法。
選項只有兩種
大體而言，世上的信仰（或哲學/世界觀）可分三大類，每一類對於終極實體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第一類出於東方（包括印度教、佛教、新紀元運動）。第二類是以世俗為本（包括無神論、不可知論、自然主義、物質主義）。第三類是由亞伯拉罕傳來（包括猶太教、基督信仰、伊斯蘭教）。但從西方歷史看來，較明顯的選項只有後二者。
1992年世俗主義者維達（Gore Vida）在哈佛演講，認為塑造出今日西方信仰的一神論是錯誤的，是「我們文化核心中那最窮兇惡極的邪惡」；而啟蒙運動所倡導的理性，完全足以帶領人類前進。然而世俗主義所提供的未來，是不同形式之權力、專制和威權主義的融合。現時專制的中國、俄羅斯、伊朗日漸興起，招聚眾多非民主國家，在全球散播恐怖，威脅著人的尊嚴與自由。而在西方內部，各種傾向民主極權主義的運動（數位超理性主義、紅色的馬克思浪潮、彩虹的性革命運動、黑色的極端伊斯蘭、金色的菁英主義）正風起雲湧，也朝著同樣的方向前進。
主張「全球大重設」的人士有政治菁英與企業大佬為同盟。他們認為，只有一個又一個領域被全球理事會掌握，人類和地球才能免於戰爭、環境災難、人口危機和無止盡的流行病。但，這絕不是唯一的選項。
社會學家斯塔克（Rodney Stark）在《唯一真神》（One True God）一書中反駁道，在人類歷史中，一神論的信仰是最具創新性、最有影響力的；若沒有它，就不會有西方，若不靠它，西方就無法延續。相信宇宙背後的終極實體是有位格的造物主的人，可以大聲宣告：西方文明的更新是可能的，復興的前路是光明的。
作抉擇的關鍵時刻
西方文明已經來到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沒有退路。若不更新，就是衰亡。不是自由，就是獨裁。在這個文明存亡的時刻，抉擇是我們要作的，結果也是我們要承受的。抉擇時刻就是現今，不能再拖延。
想要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美國人，倘若不知道美國是如何形成的，就是白費力氣。同樣，西方若想要恢復昔日的光輝，卻不認真思考西方是怎麼形成的，也必將一事無成。
瑞士歷史學家柏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是十九世紀偉大的思想家，他在《掌控與自由》（Force and Freedom）一書的末尾，預測二十世紀將出現獨裁的趨勢。他寫道，退一步審視整個歷史，彷彿在陸地上可以觀察到海上有風暴正在形成。當時文明國家的政治形式正在轉變，舊日的理想正在煙消雲散，多地正在蘊釀衝突，各種全球性運動正在動搖社會結構的根基。然而，我們仍可能看到「人的靈正在構建自己的新居。」他下結論道：「任何人，只要心裡有這樣的願望，就會窮其一生去追尋。」
葛尼斯基於自身一輩子的經歷，經過集思廣益，下結論道：唯有立基於猶太/基督教的信仰，就是連結於塑造西方偉大文明的思想與理念之源，西方才能在這個文明存亡的關頭再次更新，並帶領全人類向前，邁向真正人人和睦同居的美好未來。
此刻的抉擇不是單擺在西方面前，也是擺在全世界面前。我們要選擇生命，選擇人的尊嚴，選擇自由，選擇公平，選擇和平，選擇避免落入威權主義的深淵，而達到幸福！
作者為本刊特約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