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吉隆坡、古晉、馬尼拉三場聚會為觀察，反思「華人教會」的身分與邊界。作者指出，共同語言不代表共同處境，華人教會需要聆聽不同地域、世代與群體的聲音；多中心不是失去中心，而是在差異中彼此相遇、建立連結，並走向更廣闊的基督身體。
Abstract: Drawing on three gatherings in Kuala Lumpur, Kuching, and Manila, this essay reflects on the identity and boundaries of what we call the “Chinese church.”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 shared language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a shared context and that Chinese churches need to listen to voice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generations, and communities. Having multiple centers does not mean losing a shared center; rather, it creates opportunities to encounter one another across differences, build connections, and move toward a broader understanding of the body of Christ.
今年夏天的東南亞很熱鬧：吉隆坡的漢語公共神學會議、古晉的世界華福大會，馬尼拉的 Arise Asia，以及其他不公開會議。三場聚會的規模、對象與關切很不同，但在幾個場域之間移動，我卻反覆回到同一個問題：當華人基督徒愈來愈意識到彼此處境的不同，我們還能如何理解「華人教會」和「華人基督教」？
誰的經驗在中心？
這個問題首先在吉隆坡浮現。第三屆漢語公共神學會議以「多元與公共神學」為題，聚集來自不同地區的學者、牧者與宣教工作者。
三天的討論橫跨公共神學的方法、教會實踐、跨文化宣教，以及不同地域的處境。會中，樓靜武、曾慶豹、李祖國、彭盛有等人的分享尤其使我思考：當我們談「華人基督教」與「漢語公共神學」時，究竟誰的經驗被預設為中心？有人從語言、離散與身分出發，有人回到台灣的歷史與政治記憶，也有人從馬來西亞的難民、無國籍人士、企業責任，或從公共空間中誰能被看見、誰能發聲來思考。中國、香港、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散居各地的華人基督徒，即使共用相近的語言，也活在很不一樣的政治、歷史與社會現實中。共同語言，甚至相近的文化背景，並不等於共同處境。
在吉隆坡這個多元語言、族群與歷史的城市裡舉辦漢語公共神學會議，也讓人重新思考神學如何理解一個地方。除了正式的神學論述，一個地方自己的故事、文學、藝術與文化表達同樣重要。許多關於歷史記憶、身分、失落與創傷的問題，不是先以神學概念出現，而是早已存在於敘事、語言與地方經驗之中。會議裡，這一點也以不同形式出現：有人從地方禱文與城市記憶出發，有人把文學、敘事與宗教想像帶進神學，也有人直接從土地上的難民、移工與弱勢者開始。
我慢慢意識到，處境並不只是神學最後要「應用」的地方。它也會影響我們先看見什麼，提出什麼疑問，又用什麼語言來理解信仰。也因此，我開始從「聆聽」去理解「多中心」：讓不同處境有機會用自己的語言說明自己，而不是急著把所有經驗放進同一套解釋框架。相較於我參與的第一屆，這次會議增加了教牧環節，也讓學術討論與教會現場之間多了一些往返。
誰能塑造這個「我們」？
幾天後到了古晉，原本偏向神學方法的思考，忽然落到具體的教會實踐。第十屆世界華福大會以「時代聆聽，與神共創」為題，圍繞國度福音、整全使命與華人教會展開。逾千位來自不同地區、宗派、世代與事奉領域的華人教牧領袖齊聚一堂。這樣的聚集本身就包含一項信念：即使我們所處的世界已經很不一樣，彼此之間仍有一段值得維繫的關係。
1、誰被算進了「我們」？
本屆大會有意識地容納更多聲音。35歲以下的參與者約佔一成五，這個數字在會中多次被提起；場外還有年輕人自行建立網絡，兩天內從幾個人連結到近兩百人，後來在大會協調下實體聚集。
回看早期的華福，會場裡其實不缺年輕人。第一屆舉行時，正值嬰兒潮世代進入成年期，發起人王永信本來也從學生工作起家。這些年輕人未必都在正式代表名單上，卻承擔了大會背後許多重要工作。第一屆每天出版的快訊，就是由一群年輕人負責。沒有人數過那些做快訊的年輕人，如今我們數得很仔細。問題不只是有沒有年輕人，而是誰被算進了這個「我們」，又有多少人真正參與塑造它。
同樣的張力還有別的版本。一個是中國教會。大會並非沒有來自中國的聲音。一些具有中國教會經驗的領袖主導了下午的工作坊與分組。然而，在最具公共與象徵意義的主場講台上，來自中國的聲音明顯缺席。而中國教會在壓力與限制中形成的信仰經驗，本來就是全球華人教會不能缺少的一部分。明面上，中國似乎都不在場；但越是看不見，它的存在感反而越強。另一個缺席的方向恰好相反。參與此次大會的「非華人」比例之低，也讓我驚訝。長期接觸跨文化工作，我遇過不少這樣的人：他們沒有華人的膚色與臉孔，卻將一生都奉獻給這個群體，有些人甚至比許多華人更了解華人。少了這些長年同行的夥伴，「華人教會」這個詞也顯得比以往更接近它字面上的邊界。如果「華人」成為聚集的理由，它又應該把我們帶向哪裡？
2、誰能進入那個房間？
華福大會的出入管理很嚴謹，即便報到時有點混亂，但工作人員的認真令人欽佩。每人必須憑自己的名牌入座，工作坊原則上只開放給事先報名的人；若無報名，需在場外等候，需由主場人同意並確認仍有座位，才能進門。
第三天下午，大會做了彈性調整，將原本的議程更改為各區交流時間。當時我很想參加其中一個區會，但因故不得其門而入。後來，我與另一位來自中國的參與者，一起在樓下的展區，愉快地聊著他如何在中國開始在家教育、接待跨文化工作者的奇妙經歷。那天下午，我很具體地感受到，一場大會裡，不同的房間有不同的邊界。這也讓我重新思考大型基督教聚集本身。
3、什麼值得遠道而來？
跟過去相比，要取得資訊，其實很簡單。要上千位華人基督徒領袖花錢、花時間飛到同一個地方，若單單只因「內容精彩」，是不太可能的。講台信息可以在線上重播，線下轉發，簡報可以下載，獨家內幕可以通過人脈取得，機構介紹也不需要等到所有人飛到同一地點才能取得。
可是離開古晉時，我卻再一次感受到這種聚會的價值：實際相聚所創造的關係，仍舊難以取代。當不同地區、世代與傳統的人真的來到同一個地方，最有意思的往往不是議程裡安排好的相遇，而是那些計畫之外的碰面。一頓飯、一個微笑、一段走廊裡的交談、一次意外的介紹，都可能讓抽象變得具體，使原本互不相干的人開始知道彼此的名字、故事與處境。
大型基督教聚集最難衡量的，也許恰恰是這些相遇後來帶來的變化。某些相遇成為合作，某些只是使人重新理解陌生的群體。更多時候，它們的影響根本無法立即衡量。但人的生命一旦真正交會，彼此關係便已和從前不同。
社群平台可以迅速放大差異，卻未必使我們更有能力承擔差異。實體聚集也不會自動帶來合一，成本、資源與會議設計仍值得檢討。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種線上交流很難完全複製的可能：不是只知道對方說了什麼，而是開始知道對方是誰。
當資訊不再匱乏，大型基督教聚集最難取代的，未必是獨家的內容或厲害的講員，而是讓原本平行的人生有交集的機會。
當「華人」不再是主詞
若說古晉讓我追問誰能塑造「華人教會」這個「我們」，幾天後到了馬尼拉，我的位置又變了。Arise Asia 是一場以18至30歲亞洲青年為主的宣教聚會，四千多名參與者來自50多個國家。首屆於2023年在曼谷舉行。這裡的氣氛鬆動，年輕人在不同空間自由穿梭，工作坊、交流與臨時發起的行動也很有流動性。這種隨性有它混亂的一面，卻也讓我看見生命碰撞的火花。
到了馬尼拉，華人不再是主詞，只是眾多聲音之一。這個位置的轉換對我很重要：我們需要理解自己的歷史與處境，卻不必藉著始終站在中心、用「主角」的身分來證明它的重要。華人可以是重要的一部分，但不必永遠是故事的主詞。
Arise Asia 也讓我看見另一種世代關係。年輕人不只坐在台下聽人談「下一代的使命」，他們自己設計工作坊、發起計畫，也承擔嘗試可能帶來的混亂與失敗。這讓「接棒」或「交棒」這些比喻顯得不夠給力。世代之間不是一場接力賽，彷彿某一代跑完之後便可以離場。不同世代原本就在同一個故事裡。每一代都有可以給出的，也都有需要從別人領受的。去馬尼拉以前，我一直想著，既然已有 Urbana 這樣成熟的青宣大會，為什麼還需要一個特別以亞洲青年為主體的 Arise Asia？
幾天之後，我才發現同一個疑問其實也可以帶回華福：教會本質上是普世的，為什麼華人基督徒仍需要一個以「華人」為名的全球性聚集？沒有人在文化真空中領受福音。亞洲青年需要從亞洲的歷史與處境理解使命，華人教會也需要面對自己的語言、記憶與文化。這些特殊性有其必要，關鍵在於如何安放它們：既不稀釋到失去意義，也不讓它們成為劃定基督身體邊界的最後尺度。一個群體愈清楚自己的處境，不一定就會愈向內收縮。它也可能因此更自由地走向別人。
多中心，不是沒有中心
從吉隆坡、古晉到馬尼拉，我愈來愈懷疑：是否真有任何一個地域、世代或傳統，足以涵蓋「華人教會」這個「我們」？每一個中心都只能看見部分的世界。
幾場會議下來，我認識了一些來自不同地區、世代與事工網絡的人。他們關心的事其實很相近，卻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在馬尼拉，我遇見一位來自新加坡的年輕領袖，正和朋友思考年輕一代如何開始承擔，又如何與上一代一起分辨。聽他說話時，我一直想到古晉。走了五十年的華福，也正在面對幾乎相同的追問。
這讓我重新理解橋樑的工作。它不是多認識一些人，而是慢慢辨認：誰可能需要彼此，誰正在尋找另一個人已經走過的路。有些連結可以推進，有些則需要等待。相遇不會消除分歧，但若連遇見的機會都沒有，我們很容易繼續活在各自的「我們」裡。
有時，我們只是需要那遇見的機會。
作者為本刊英文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