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期間，中國基督教學生群體經歷了一場意義深遠的信仰復興運動。在戰爭造成的社會動盪與大規模人口流動中，內地會宣教士與趙君影等領袖人物攜手合作，以英語查經班、校園團契和全國性學生大會為主要方式，在大學生中激發了一場屬靈覺醒。這場運動不僅在戰時培養了大批忠心的基督徒學生，更在戰後對中國家庭教會的興起及全球華人教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面對當代的不確定局勢，這段歷史為華人教會提供了寶貴的啟示。
Abstract: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Christian students in China experienced a remarkable spiritual revival. Amid the social upheaval and massive displacement caused by war, missionaries from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joined hands with Chinese leaders such as Calvin Chao, employing English Bible classes, campus fellowships, and 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s to ignite a spiritual awakening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This movement not only nurtured a generation of committed Christian students during wartime, but also shaped the rise of house churches in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urches worldwide. As Chinese churches today face renewed uncertainties, this history offers invaluable lessons for faithful witness in turbulent times.
戰爭催生的屬靈覺醒
1937年盧溝橋事變引發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給中國帶來了長達八年的空前苦難，也帶來了中國近代史上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據估計，有4000萬至6000萬人因日軍的威脅，拋棄了家園與生計，僅帶著少量財物，踏上了前往中國西部的艱難旅程。這些難民中不乏大學生，他們與其他難民一樣，發現自己生活困頓、前途渺茫。基督教信仰所提供的盼望，對這些面對不確定未來的年輕人顯得格外具有吸引力。
民國時期的大學生多來自城市的中上層家庭，1931年大學生僅佔總人口的0.01%。這些菁英青年深受儒家傳統與西方思潮的雙重影響，視自己為中國未來的領袖，深感有責任參與家國事務。戰爭打破了高等教育的貴族化格局——國民政府推行戰時學生貸金和公費生政策，大學入學率在戰時翻了一番。內遷的大學多集中在西部的昆明、重慶和貴陽等城市，大批青年湧入後方高校，也為基督教的學生事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機。
從英語查經班到校園團契
自十九世紀以來，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 CIM）的宣教重心一直在中國農村。然而，1939年1月2日，內地會在上海的理事會上作出了一個關鍵的戰略調整：將學生事工列為重要工作方向。內地會中國總監華福蘭（Frank Houghton, 1894–1972）在1941年的報告中指出，國立大學不僅對宣教士的到來表示歡迎，甚至邀請他們教授英語，儘管校方明知其最終目的是傳播耶穌基督的福音。至1942年4月，已有至少八位宣教士積極投身於學生事工，分佈在蘭州、陜西城固、貴州安順、四川和河南等地。
宣教士們採取了一種獨特而有效的方法——開設英語查經班。孔保羅（Paul A. Contento, 1905–1997）在報告中介紹了他在城固的經歷：「去年8月，我們看到數百名剛剛結束軍訓的學生在街上閒逛，顯然無所事事。經過詳細了解，我們得知他們的大學要兩個月後才開學。於是我們立即張貼通知，開設英語課程。第一天就有三十多人報名，我們喜出望外！」 三個月內，孔保羅便組織了據稱是亞洲及中國第一個校園基督徒團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賴恩融（Leslie T. Lyall, 1905–1996）在貴陽也有類似的經歷，越來越多的學生前來聽課，一些學生希望與他單獨交談和禱告。
與傳統奮興佈道會不同，內地會的宣教士不依賴講台佈道，而更傾向於採用討論形式，歡迎非基督徒提出知識性問題，強調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而不僅僅是訴諸情感。這種方法引起了大學生的共鳴。一位年輕男子，是醫生和醫學院教授的兒子，和許多受過科學訓練的人一樣，他從小就是一名無神論者，相信科學與宗教不可調和。然而，戰爭的爆發和父親的去世，迫使他和學校一起逃往內陸。當學校在昆明安頓下來後，他和幾位同學找到了一位宣教士學習《聖經》。幾週後，這些學生說道：「這是我們第一次聽到對基督教的合理解釋。現在我們可以成為基督徒了，因為我們知道我們信的是什麽。」他們邀請同學一起見證洗禮，並在座無虛席的觀眾面前，每個人都陳述了自己信仰的理由。事實證明，在社會劇烈動盪時期，結合嚴謹的知識探討與個人的屬靈經歷，是在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中傳播基督教的有力方式。
全國性運動的興起與高峰
校園中的小組查經班奠定了歸信的基礎，而奮興會則進一步推動學生委身跟隨基督。趙君影（Calvin Chao, 1906–1996）的參與，標誌著學生復興運動進入了全國性組織的新階段。趙君影出生在南京，父親鴉片成癮，母親在他六歲時去世。他在教會學校長大，後考入杭州的基督教之江大學。畢業前三個月患上肺結核，三年後在計志文帶領的伯特利佈道團的奮興會上獻身侍奉。 1938年冬，他來到昆明，寫道：「一九三八年冬，我到昆明後，立即向西南聯大的學生作見證，內地會的孔保羅牧師和師母，也同時開始學生工作。在我的記憶裡，這是我個人在抗戰時期，首次開始大量地向青年人傳揚福音，我也相信在內地的多處，同時也有類似的學生工作萌芽。」 趙君影兼具理性和情感的講道風格，能夠通過哲學框架闡述聖經信仰，深受學生們的歡迎。
1945年夏天在重慶舉行的學生大會促成了中國基督徒大學生聯合會（學聯）的成立。來自40所大學的169名代表參加了這次為期十天的會議，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福音派大學生大會。趙君影被選為總幹事。
1946年，內地會宣教士艾得理（David Adeney, 1911–1994）通過駝峰航線飛越喜馬拉雅山，從印度前往重慶，加入學聯擔任副總幹事。他與趙君影及于力工密切合作，走遍各大學校園，幫助建立團契小組，進行門徒訓練。他驚訝地發現，新的基督教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他回憶道：「我永遠記得參觀一所戰時臨時安置在鄉下的大型大學的情景。基督徒中爆發了復興運動。我們還沒到就聽說了。連鎮子前面河上的小渡船船夫都知道發生了什麽事，因為學生們來了，給了他們錢，彌補使用偽造船票的損失。教職員工也感受到了變化，因為學生們承認在考試中作弊。」
1947年學聯舉辦的第二屆全國基督徒大學生夏令會，是這一運動的巔峰。地點設在南京中山陵內的烈士遺族學校，賴恩融形容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最盛大的福音派學生會議。來自全國約100所大學的近350名學生代表出席。大會主席由大學生焦源濂擔任，講員包括趙君影、楊紹唐、計志文、賈玉銘，以及包括華福蘭在內的幾位外國宣教士。蔣夫人宋美齡也出席了會議，並帶來了總統的鼓勵。此時，全國基督徒的比例僅為1/400，但每15個大學生中就有一位參與學聯，足見這場運動影響之深。
運動的終結與深遠遺產
1949年，隨著國民黨潰敗，中共建立新政權。新政府對大學的意識形態忠誠度要求甚高，大學生被要求放棄一切宗教信仰。他們被迫參加破除舊思想的學習小組，不僅要自我批評，還要接受同伴的批評。由於宗教被視為反動的象徵，基督徒學生常常成為攻擊目標。政府禁止在指定教堂以外的場所進行任何宗教活動，許多學生仍珍視團契，秘密繼續小組聚會，然而許多人因此遭到逮捕，隨後被投入監獄或勞改營。到1951年5月，內地會宣教士被迫撤離，學聯被政府正式解散。
表面上看，這場學生運動似乎已被根除。然而，學聯及其代表的基督教學生運動在文革後的家庭教會興起和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夏令會上獻身的近百位傳道人中，多人正如邊雲波在《獻給無名的傳道者》一書中描述的那樣，把福音帶到了西北地方。運動的影響更遠及海外：北京團契的成員查逸錕（David Zha, 1924–2011）移居台灣，成立了台灣校園團契。到二十世紀60年代，艾得理繼續在香港的學生中開展工作，成立了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培養了許多教會領袖、學者和神學家，如李思敬、梁家麟、蘇穎智等。
歷史反思與現實意義
回顧這段歷史，有幾個方面值得當代華語教會深思。首先，戰爭帶來的社會動蕩雖是災難，卻也可能成為信仰復興的催化劑。這場運動的成功在於找到了適切的事工策略——英語查經班、小組查經、校園團契與全國性組織相結合，形成了一套靈活而有效的福音網絡。宣教士尊重學生的理性需求，以討論取代獨白，以合理性回應質疑。在當今時代，教會同樣需要發展兼顧理性思考和屬靈經驗的事工模式。
其次，教會在與政權互動時需要保持獨立和謹慎，同時不失去社會責任。趙君影與國民政府官員的密切關係雖為運動提供了聲望和資源，卻在政權更迭後使學聯的處境更加複雜。學聯的非政治立場為他們提供了獨特的見證機會，然而，當全面的意識形態壓力來臨時，單純的政治中立並不足以應對挑戰。通過清晰的神學教導和入世而不入世俗的社會參與，教會可以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中堅守信仰，成為基督在世上的見證。
幾十年後回望這次群體的屬靈邂逅，艾得理不無感傷地感慨道：「只有永恒才能揭示那場夏季會議對學生們意味著什麽，以及這些學生為他們在那裡作出的承諾承受了多少苦難。」面對複雜的政治、社會與意識形態挑戰，教會應保持靈活性和獨立性，不倚賴政權的支持，在動盪中堅定地傳揚福音。當代華語教會應反思這些寶貴的歷史經驗，為未來的挑戰做好準備，在社會的變動中堅守信仰的獨特性，積極成為基督有力的見證。
作者現任美國田納西州貝爾蒙特大學基督教歷史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