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追溯一種在華人教會頗流行的說法：基督教（尤清教徒/加爾文主義）傳統是美式民主自由得以施行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根基。本文主張：這種「清教徒/改革宗—美式自由」的強綁定敘事，並非自然長成，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戰政治壓力下形成、傳播並被重塑的產物。通過兩位影響深遠的華人宣教士/神學傳播者——趙中輝與趙天恩——本文展示這一敘事如何在冷戰不同階段進入並改變華人教會公共神學想象，並反思其對「新冷戰」語境下教會的教牧意義。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a popular claim within some Chinese churches: that Christianity—especially the Puritan and Calvinist tradition—served as the primary, or even exclusive, foundation of American democracy and liberty. It argues that this tightly bound “Puritan/Reformed–American freedom” narrative did not emerge naturally, but was largely shaped, disseminated, and reconfigured under the political pressures of the Cold War.
Focusing on two influential Chinese Christian figures and theological mediators, Zhao Zhonghui and Zhao Tian’en, the article traces how this narrative entered and reshaped the public theological imagination of Chinese churches across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Cold War. It also reflects on the pastoral implications of this legacy in light of a possible “new Cold War.”
冷戰與基督教民主敘事
冷戰不僅塑造國家，也塑造了教會的思想活動。本文關注一個在部分華人教會中長期流行的說法，即美國民主制度的成功，得益於美國深厚的基督教背景；更具體地說，清教徒與加爾文主義是美國建國時的核心基督教思想，甚至是美式自由民主唯一的精神源頭。近年華人基督教媒體對美國政治的討論，也顯示這種敘事確有其市場。
本文的核心主張是，將基督教（尤其保守加爾文主義）與美式民主高度綁定的敘事，在華人教會中的成形與傳播，很大程度上是冷戰的產物。美國教會，包括改革宗教會，參與美國政治自然由來已久。但把「民主自由的源頭」幾乎單線歸因於改革宗傳統，並把這種歸因作為公共神學的核心框架，則與冷戰時期的政治壓力密切相關。本文以兩位影響深遠的華人宣教士與神學傳播者——趙中輝與趙天恩——為線索，追溯這套敘事進入華人教會的路徑，並觀察其在冷戰不同階段的變形。
北美約老會在冷戰期間的尷尬處境
理解這一點，必須先承認，美國關於「基督教與民主」的關係，本就不是單一傳統。學者們指出，美國建國思想本身是多源匯流，包括古典共和主義、英國普通法與輝格傳統、啟蒙理性主義，以及清教徒聖約神學等都參與其中。基督教確實提供了重要資源，但它與其他思想元素交織融合，難以被壓縮為單一來源。¹
與此同時，美國改革宗傳統內部也並非一致擁抱民主制度。北美約老會（Reformed Presbyterians of North America）便代表一種長期對美國憲政秩序保持距離的邊緣改革宗立場。他們繼承部分早期改革宗政教觀，認為政府不應在宗教上完全中立，而應公開承認基督教的公共地位。他們曾推動「基督教修憲運動」，試圖在憲法中加入認信上帝的語句，甚至主張政府官員應有宗教立場測試。運動失敗後，該宗派內部一度限制會眾投票與參政。由於這種立場，他們在美國長期是小眾。²
小眾身分是一把雙刃劍。北美約老會雖在政教問題上不合主流，卻因不急於與國家敘事合流，反而在一些重大議題上比較一致地保持了一種先知性的超越態度。他們較一致地批評奴隸制、排華法案以及美國對有色人種的不公，也曾抨擊鴉片戰爭與鴉片貿易。在宣教語境中，正是在這種「邊緣—先知」的宗派傳統裡，他們仍投入來華宣教，並影響到後來華語改革宗神學傳播的關鍵人物趙中輝。
趙中輝1916年出生於遼寧，十九歲在王明道佈道會中信主。早年他受前千禧年時代論影響，後來卻逐漸認為這種傾向「逃離現世」的神學不足以回應現實處境。他在東北營口聖經學院接觸到北美約老會宣教士魏思道（Johannes Geerhardus Vos）與包義森（Samuel Boyle）等人。國共內戰期間，他一家在戰亂中輾轉南遷，後經香港、日本，最終定居美國。1948年，趙中輝與包義森等在香港創辦改革宗翻譯社（RTF），成為華語改革宗文獻傳播的重要管道。³
冷戰的成形很快改變了神學傳播的環境。50年代初，宣教界對中共態度分化：有人同情民族主義或社會改革，有人謹慎觀望，也有人將共產主義視為魔鬼勢力，必須決裂。冷戰由此塑造一種二元心理結構：複雜議題被壓縮為「上帝與魔鬼」的鬥爭，而教會被迫在兩極中迅速站隊。
對北美約老會而言，這種站隊並不輕鬆。它在冷戰前長期批評美國憲政中的宗教中立與信仰自由原則，甚至保留較早期的《西敏斯特信經》版本，不接受後來美國長老會強調宗教自由的修訂。如今要在反共立場上支持美國與西方，它必須解決一個神學張力，即如何既要肯定美式自由民主優於共產極權，又不能顯得自己背棄了過去基於保守改革宗神學對民主制度的批評。於是，一個有效的策略便是塑造一種歷史敘事，一方面肯定美國民主自由的價值，以對抗共產主義；另一方面堅持這些價值的真正或唯一的源頭並非啟蒙運動或文藝復興傳統等，而是保守改革宗信仰本身。如此，支持美國就不再是政治妥協，而是對「真正基督教文明」的忠誠。
改革宗翻譯社的出版實踐，正體現了這種敘事工程。伯特納《基督教預定論》英文初版於1932年，本是為預定論辯護，但它在華語世界的影響力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它的歷史敘事。1954年RTF翻譯並出版了此書的中文版。《預定論》明確宣稱，美國民主政體源於基督教，而這個基督教就是加爾文主義；獨立戰爭主要由加爾文主義者推動；凡接受加爾文主義的民族也會趨向民主共和；長老會制度與代議民主高度相似，甚至互為因果。與此同時，書中往往以排他方式處理其他重要思想傳統。古典共和主義、人文主義、啟蒙的貢獻被淡化，天主教與阿民念主義則常被描繪為君主制與貴族政治的同盟。其結果是把複雜思想史壓縮成單線敘事，而加爾文主義幾乎成為民主自由的唯一起源。⁴
這種敘事並非毫無歷史根據。改革宗群體在近代歐洲確曾在政治迫害中為公民自由原則付出代價。英國內戰時期的宗教語言也影響共和主義傳統，美國獨立運動亦從改革宗傳統中汲取了思想和人力資源。⁵ 但問題在於，伯特納式敘事更像一種動員性的冷戰歷史。它追求快速劃線與陣營正當化，而非解釋多源傳統如何真實交織。它尤其適合一個原本對美國政治保持距離，在冷戰壓力下突然需要公開「支持美國」，並需要一套能在華語世界迅速複製傳播的小眾宗派。
冷戰緩和時期 基督教民主敘事的轉型
冷戰後期，這種敘事開始被重新塑形。70年代末改革開放啟動，中美關係緩和，海外教會與大陸尤其家庭教會重新建立聯繫，神學與靈修資源大量輸入。在80年代知識界討論現代化與民主自由的氛圍裡，論證基督教對民主與人權的貢獻，也成為一種宣教策略。此時承接北美華人改革宗宣教的重要人物之一，便是趙中輝之子趙天恩。
趙天恩1938年生於東北，童年隨家庭在戰亂中遷移，後定居日本。1958年赴美後，他在神學道路上選擇更寬廣的訓練與視野，並在一些教義安排上呈現更接近福音派的取向。因此，當他在70年代末開始參與對華宣教與出版時，冷戰格局已在轉變，他個人神學氣質也更開放。
趙天恩對「基督教與民主」的敘事明顯比父輩更寬闊。他不再堅持民主自由幾乎單線來自加爾文主義，而更傾向把民主得以維繫的土壤擴展為更廣義的基督教傳統與長期基督化過程：真正發展出民主制度的國家，往往經歷漫長的福音化與基督化。與此同時，在解釋基督教為何有助於人權時，他強調「上帝形像」人論對尊嚴與權利的意義，但也承認西方民主與人權形成有多重來源：希臘羅馬傳統、聖經教訓、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乃至革命傳統都參與其中。福音影響固然居首位，卻不能抹去其他因素。⁶ 正是在這種敘述裡，改革宗被放回更大的基督教傳統中，而不再被塑造成唯一源頭。
這種變化不僅體現在理論論述中，也體現在文本編輯上。趙中輝早年翻譯穆約翰討論政教關係的文章時，忠實呈現傳統改革宗對「政府權柄來自人民意志」的批評，並稱之為「相反的理論」。趙天恩在80年代再版時則刻意軟化措辭，把尖銳對立改寫為較溫和的描述，使其更適合在大陸宣教與公共討論中傳播。這樣的語言調整並非純粹修辭，而反映出冷戰緩和期一種更圓潤、更願意承認張力的公共神學姿態。 ⁷
當然，軟化並不意味著二元敘事消失。趙天恩團隊中仍有人受薛華影響，傾向把改革宗與人文主義絕對對立，甚至把文藝復興視為反基督教。佈道家唐崇榮宣傳的歷史敘事可為一例。⁸ 於是，冷戰後期的華人改革宗公共神學呈現出一種內在張力：既有複雜化、開放化的努力，也持續存在動員式、對立式的敘事衝動。也因此，今日自稱繼承趙天恩路線的人群中，既可能出現思想成熟、能進行複雜公共神學操練者，也可能出現高舉簡單敵我框架者。
反思與建議
本文並不裁決基督教與民主究竟應如何對應，而是藉此觀察冷戰心態如何塑造教會敘事，並為「新冷戰」時代的教會提供預防性反思。這段歷史至少提醒我們三點。第一，小眾宗派或「分別為聖」的姿態有其先知價值。北美約老會因長期不急於與國家敘事合流，反而更早識別並批評奴隸制、排華與帝國主義等罪惡。教會不必急於把自己與任何政治陣營徹底綁定。第二，「徹底置身事外」也可能反噬。當政治大潮不可迴避時，長期拒絕公共神學操練的教會，往往只能倉促地用粗糙、二元、排他的歷史敘事為站隊辯護，從而讓歷史被工具化。第三，成熟公共神學需要更寬廣的歷史對話。冷戰後期較開放的討論雖常遭非議，卻為更穩健的公共神學打下基礎；和平時期更應提前訓練複雜思考，以免危機來臨時只能靠簡單敘事自保。
冷戰處境並不利於培養廣博、耐心、能承受複雜性的公共神學。戰爭或準戰爭狀態鼓勵快速劃線，把對話當軟弱，把複雜當妥協。但教會若要在這樣的時代保持屬靈自由，就必須回到十架的邏輯：那是一種拒絕被敵我敘事吞沒的和平，是一種在衝突中仍不把人簡化為符號與工具的愛。或許正是在尚未徹底陷入對抗之前，華人教會更應利用相對和平的空間，建立更成熟的歷史理解與公共神學操練，使未來真正的壓力來臨時，我們不必靠粗糙敘事自保，而能以更誠實、更清醒、更合乎福音的方式作見證。
註：
1. 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50th anniversary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967)), 47.
2. Gaines M. Foster, Moral Reconstruction: Christian Lobbyists and the Federal Legislation of Morality, 1865–1920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 22.
3. 趙中輝，《神恩浩大：我與我一家的見證》（臺北：改革宗翻譯社，1985），頁35–40。
4. 洛林·伯特納，《基督教預定論》，趙中輝譯（改革宗翻譯社出版，1954），二十八章。註：筆者因未能獲取此書的紙質版，因此此處引用了線上版，故暫時無法提供頁數。待以後修正。
5. Eric Nelson, The Hebrew Republic: Jewish Sourc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第四章.
6. 趙天恩，「吾土與吾民——中國福音化異象，」 中國與教會4.8 (1985年8月），3。
7. 穆約翰著，趙中輝譯，「教會與政府的關係」，中國與教會3.5（1984年3月至4月），頁4。
8. 唐崇榮，《從人論談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中國福音會出版社，1991），頁73–75。
作者為杜克大學宗教系博士，主修世界基督教，現任富勒神學院教會歷史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