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紅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孫立天著，商務印書館，2024年版。
本書出版後，頗受好評，但是也有不少批評的聲音，認為其延續了西方漢學的思路，立場過重，史料駕馭不夠。不過或許正是西方漢學不落窠臼的寫史方法，讓這本書獲得極大的關注。對於理解清朝前期中國基督教歷史，這本書或許是一個很好的視角。下文是筆者閱讀本書後對歷史的分析和反思。
所謂紅票，是指現藏於歐美圖書館和檔案館中的一則尋人啟事。紅票上寫道，康熙四十五年、四十七年（1706、1708年），康熙曾派遣傳教士龍安國等四人為欽差，出使歐洲，但是十多年過去，還沒有得到這些人的消息。為打聽這些欽差的消息，康熙特刊印此公開信。紅票用拉丁文、中文和滿文印刷，凡是來廣東的西洋人，都予以分發，讓其帶回歐洲，以尋找這些人的下落。康熙用這種廣而告之的方式尋找他派出的使團，背後是傳教士在華禮儀之爭的故事。
傳教士入華與禮儀之爭
明末，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等人進入中國宣教，經過與中國文化的不斷調適，逐漸摸索出一套在古老東方中國的傳教策略。他們以近代的科學與文化為宣教載體，將基督教信仰包藏其中，一時間吸引很多知識分子的興趣。不僅很多儒生受洗入教，而且傳教士所帶來的西洋知識甚至進入宮廷，激發帝王的興趣。由於中國曆法知識滯後，一些傳教士懂得當時的西洋曆法知識，遂供職於欽天監，負責朝廷天文事務。清朝初年，雖然政局動蕩，但是並沒有影響耶穌會傳教士在華的工作，清廷沿用明朝的做法，允准傳教士在華逗留，以使用其才能。
耶穌會傳教士在此後百年間基本沿用利瑪竇定下的規矩，走文化調和路線，對於中國文化與基督教信仰沒有直接衝突的部分予以接納。譬如，在翻譯中，將拉丁文的deus翻譯為「上帝」，因為「上帝」這一術語在中國古書中早已有之。耶穌會傳教士也允許中國信徒參加祭祖儀式。這一做法，使耶穌會與天主教的其他修會發生衝突。道明會堅決認為祭祖有偶像崇拜嫌疑，反對信徒參加儀式。雙方各執一詞，都提出了不少有利自己的論據。傳教士內部的爭吵傳到羅馬教廷，在經過長久的爭論之後，1704年，教皇克萊門十一世（Clement XI, 1649–1721）下令，禁止中國信徒參與傳統禮儀活動，由此拉開了中西禮儀之爭的序幕。但教廷深知問題的複雜性與在中國傳教的重要性，教皇派遣使團，在多羅（Tournon，1668–1710）的帶領下前往中國解釋此事，並在中國傳教士中重申教皇的命令。
多羅來華後，受到康熙的接見。康熙起初對傳教士內部的爭論興趣不大，但是後來康熙發現，耶穌會之外的傳教士對中國文化了解甚少，遂對這些傳教士感到不滿。當時法國傳教士顏珰在華傳教多年，基本上不能閱讀簡單中文，但他堅持認為中國儒家的諸多禮儀違背天主教信仰。康熙認為，傳教士中的禮儀之爭源於傳教士不懂中國文化，因而對此胡亂發言。康熙遂決定清查在華傳教士，督促其遵守利瑪竇規矩。於是康熙下令用管理佛道二教的做法，用政府發放度牒的方式規範傳教士。傳教士如果要繼續在華傳教，需要領許可證，表示願意遵守利瑪竇的做法，不被多羅轉達的教廷禁令所影響，否則就必須歸國。不過康熙顯然樂意繼續收留傳教士，甚至鼓勵傳教士領票，並讓各地官員知曉此事，對領票的傳教士予以種種便利。
康熙的調和態度
康熙認為，羅馬教廷對中國的認知被一群不了解中國文化的傳教士所誤導，因此決定派遣使團前往羅馬解釋此事。1706年10月，康熙派遣葡萄牙耶穌會傳教士龍安國和法國耶穌會士薄禮賢代表他出使羅馬。二人在廣州登船後，航過太平洋到達巴西，然後從巴西登船回歐洲。為了防止意外，二人分乘兩艘船，但是二人都死於海難。次年，由於沒有得到二人的消息，康熙再派耶穌會士艾若瑟和陸若瑟前往羅馬，但是二人到達之後，沒有獲准回到中國。多年之後，這二人還是沒有將消息傳回中國。經過十四年的等待，康熙按捺不住，決定親自印發尋人啟示，這就有了本文開篇康熙紅票的由來。
紅票傳到羅馬，教皇得知康熙正在尋找艾若瑟，下令讓他迅速回中國，並準備派遣新的使團赴華。但是艾若瑟在回中國的海上病死，在廣州抵岸的是他的棺木。康熙下令將艾若瑟厚葬，其墓碑今天還在廣州的博物館中保存。
可能讀者不禁會問，為什麽康熙這麽關心幾個傳教士的下落？這本書中重點提到了以往人們很少注意的細節，可以幫助我們解釋康熙的用心。
第一，傳教士在清王朝的地位是依賴與帝王的私人關係。在康熙眼中，這些傳教士都是他的奴才，是私臣。所謂私臣，是其才能有利於主人的奴才。傳教士在康熙時屬於內務府管轄，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劃歸禮部管轄，康熙基於這種關係而對其照顧。這種主奴關係在清朝初年頗為盛行。滿人入關前，並沒有漢人的科舉制度，人才的獲得往往依賴軍事、聯姻等所產生的依附關係。主奴並非現代人眼中的壓迫制度，而是一種人身依附關係。正是這一關係，傳教士在華傳教中往往能夠享受便利乃至特權。傳教士在北京修建教堂，康熙甚至會慷慨撥款；傳教士得病之後，皇帝也可以派遣御醫診治。傳教士在華地位不同於一般的僧侶道士。
第二，康熙成長過程中，從十多歲開始，一直由傳教士教授其數學和各種科學知識，其中南懷仁神父更是長時間陪伴康熙成長。康熙在打仗的軍旅之餘還不忘和傳教士討論數學問題。康熙本人的求知欲促使了其發展出與傳教士的親密關係。今天數學中的很多詞匯，比如平方、立方等術語，都是傳教士在教授康熙數學時翻譯為中文的。在政治和軍事上，傳教士的工作也大大幫助了康熙的統治。比如，康熙在平定準噶爾部的時候曾擔心北邊的俄羅斯力量，但康熙通過傳教士得以知道，當時俄羅斯正在和奧斯曼人打仗，無暇東顧。這讓康熙堅定了其軍事決心。在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談判中，傳教士不僅幫助大清充當翻譯，而且幫助大清從戰略格局角度出發，折衝尊俎，捍衛利益。此舉甚至導致俄羅斯將本國的耶穌會傳教士全部驅逐出境。
第三，在禮儀之爭問題上，康熙並不是要禁止天主教的在華傳播，他只是希望規範天主教的傳播方式，不希望天主教與中國文化發生衝突。在當時的中華帝國境內，存在著諸多宗教，佛、道、伊斯蘭、藏傳佛教，普遍流行帝國境內，只要這些宗教沒有與清廷的統治發生衝突，清廷一般不會對其施加禁令。況且天主教傳教士以其傑出才能長久以來服務朝廷，康熙更無禁止的必要。康熙的目的是避免傳教士所宣揚的信仰主張與中華文化衝突，進而導致不必要的紛爭。換言之，康熙希望調和天主教與清帝國的張力，讓天主教傳教士的才能可以繼續服務於帝國統治。
鑒於這些原因，康熙一直惦記著自己派出的使團。教皇隨後派遣了嘉樂作為代表訪問大清。這一使團到來之後，雖然一方面繼續重申教皇不允許祭祖的禁令，但同時又在很多方面對信徒參與傳統儀式予以放鬆，最後康熙和嘉樂達成了基本的共識，即，信徒可以參加傳統儀式，但需要注意避免崇拜偶像的嫌疑。至此，康熙達成了其目的。
雍正禁教與禮儀之爭的結束
在過往的歷史印象中，康熙對禮儀之爭表示憤怒，並譴責教皇干涉中國信徒。歷史情況並非如此，康熙並不希望禁止天主教，他只希望將天主教納入帝國模式之中。後來禁止天主教的是雍正皇帝。
根據本書所述，雍正禁教的原因有兩個：第一，雍正信奉佛教。雍正在登基之前，長期修煉佛法，並頗有心得。雍正不僅定期打坐參禪，而且還著書立說，闡述自己的修煉之道。第二，雍正與傳教士關係不及康熙。康熙成長過程中傳教士充當了老師的角色，而雍正即位已經成年，而且在雍正奪權的過程中，傳教士穆經遠與雍正的政敵皇八子關係甚好，這讓雍正十分厭惡。皇八子家庭很多人信奉天主教，皇八子後來被雍正流放青海，穆經遠親自前往探望並為之祈禱。後來穆經遠以謀反罪名被處死，成為清朝歷史上第一個被處死的傳教士。
對於雍正皇帝來說，天主教與自己關係並不密切，天主教傳教士在華僅有100多人，天主教徒全國不過20來萬人，數目微小，禁教實乃小事一樁。禁教之後，除了能夠為朝廷服務於天文、藝術等需要的傳教士之外，其他人盡數被遣返。此後，天主教傳教士只能秘密潛入中國，直到十九世紀清廷再次開教為止。這期間的天主教傳教士，尤其是巴黎外方傳道會，其神父從越南登陸後秘密潛入西南地區，栽培修士，牧養信徒，前後長達百年之久。對於天主教來說，其在中國的存亡往往維繫於君王的個人好惡，這在清朝前期尤為明顯。
清帝國落後的原因
在一般的歷史觀念中，明清兩朝十分封閉，閉關鎖國，以致最後大大落後於歐洲文明。但如果從清朝前期接納耶穌會傳教士這一歷史來看，清朝的統治者也試圖在與世界的某些觀念保持一致性。當傳教士將中國的儒家經典翻譯為拉丁文，介紹到西方後，當時的西方啟蒙哲人對中國文化仰慕有加，大加讚譽。但是鴉片戰爭之後，西方人用大炮打開中國國門，發現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現實與西方差距如此之大。這不禁讓我們思考，此一巨大反差究竟來自何處？
梳理清朝前期的歷史，可以看到清帝國在前期與世界保持著一定程度的知識同步性，西歐的知識通過傳教士傳到中國，中國上層菁英並非對西方世界一無所知。在這個意義上，傳教士充當了清帝國的知識輸入者角色。但是在雍正禁教之後，傳教士遭大規模遣返，只保留少數服務於宮廷。正是這一時期，西方國家開始了第一次工業革命，而中國則將大門關閉。在中國與西方的一退一進之中，只需要幾十年時間，中西方的差距就突顯出來。十九世紀初，雖然清帝國在名義上還是世界第一大的經濟體，但是清帝國鼎盛時期的農業文明卻抵不過新興工業文明下的船堅炮利。
作者現居北京，從事神學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