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革命戰略的關鍵，是結合游擊戰、根據地建設和統一戰線，逐漸發展而成的戰時體制。在這套策略的指導下，中共逐步完善了針對基督教社群的政策制定，深刻塑造了戰時的政教關係格局。面對這種兼具綜合性、複雜性與高度靈活性的宗教管治模式，華人教會須堅守「和平使者」的呼召，在共同祈禱、分辨與抉擇中，活出耶穌基督所啟示的天國和平倫理。
Abstract: A key fea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evolutionary strategy was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a wartime system that combined guerrilla warfare, base-area construction, and the united fro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strategy, the CCP gradually refined its policies toward Christian communities, profoundly shaping patterns of church–state relations in times of war. In response to this comprehensive, complex, and highly flexible model of religious governance, Chinese churches are called to remain faithful to their vocation as peacemakers and, through shared prayer, discernment, and decision-making, embody the kingdom ethic of peace revealed in Jesus Christ.
中共戰時體制的基本特徵
二十世紀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以意識形態驅動的革命鬥爭和暴力衝突為顯著特徵，同時強調戰略創新和靈活的制度安排，旨在確保在複雜的衝突中生存並取得勝利。中國共產黨誕生於二十世紀20年代第一波現代化浪潮期間，受俄國「十月革命」的鼓舞，自詡為引領中華民族走向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新生力量。眾所周知，在短短的四分之一世紀裡，中共成功擊敗了國民黨和各地軍閥，建立並鞏固了革命政權。
歷史學家曾指出，中共推進革命並打破現有國家對權力壟斷的方式，形成了其獨特的革命模式。不同於伊朗革命在一開始就剝奪了舊政權的合法性，也不同於俄國「十月革命」迅速摧毀舊政權的暴力機器，中共的策略是通過逐步奪取足夠的領土，建立對抗性政權，即根據地。這種策略使中共能夠在局部地區削弱並最終取代現有政權的武力和民意基礎。這種通過逐步擴展控制區域來挑戰和取代現有政權的方式，構成了共產主義革命在中國的獨特模式。¹
簡言之，中共革命戰略的關鍵，在於將游擊戰、根據地建設和統一戰線有機結合，逐步發展出一套獨特的戰時體制。游擊戰幫助中共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有效壯大自身軍事力量並打擊敵人。根據地打造出高度靈活和機動的權力中心，成為中共與強大敵人周旋的戰略堡壘。與此同時，中共依靠根據地人民的支持和參與，獲取各種必要的戰爭資源。統一戰線致力在敵佔區及國際領域發展盟友，爭取道義和物質支持，同時分化削弱敵方集團的力量。在這套策略的綜合指導下，中共發展並完善了包括宗教政策、土地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在內的廣泛政策體系，不僅規範了針對基督教議題和基督教社群的處理方式，而且深刻塑造了戰時的政教關係格局。
戰時體制下的基督教政策
儘管早期中共傾向於仿效蘇聯的做法，將基督教定性為封建迷信和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但戰時需要使中共領導人逐漸認識到，反對並消除宗教的任務只能在漫長的過程中實現，而且需要優先考慮更為緊迫的政治目標，例如擊敗強大的軍閥和國民黨。在曲折的革命和鬥爭過程中，中共幹部也越發意識到，宗教問題的處理不僅涉及意識形態，還與群眾問題、民族問題、國際問題相互交織，為此不僅必須根據戰爭的需要適當調整宗教政策，更需要宏觀和長遠的戰略指導，定位基督教政策與其他相關政策之間的配合。
例如在抗戰期間，中共利用敵後空間積極發展壯大自身力量。以延安根據地為中心，中共在華北地區不僅鞏固了對廣大農村地區的控制，還通過實施土地改革和推行群眾路線，建立了強大的戰爭支持體系。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敵後進行了廣泛的游擊活動，破壞了日軍的補給線，並在敵佔區內建立了解放區。在此背景下，中共對基督教的態度變得務實和寬容，不再以反對、限制和打擊為主。尤其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美與中國的軍事聯盟使中共意識到基督教在抗日鬥爭中的潛在價值，於是在統一戰線的戰略指導下，逐步調整了對宣教士和本地教會的政策。這種務實的方法促進了基督教組織與中共之間的合作，使得宗教活動與抗日的總體目標保持一致。
又如，50年代初在朝鮮戰場上與美國及其盟友的對立，以及在隨後冷戰期間與美蘇交惡的處境，使中共領導人堅信仍處於戰爭狀態。為此，中共延續了在抗日戰爭和內戰期間發展起來的基督教統戰策略，同時配合思想改造、群眾路線、控訴整風以及組織鬥爭等革命手段，來處理並解決基督教問題。學者邢福增曾歸納出這一時期黨國推行的主要宗教政策，其中與基督教關係密切的舉措包括：（1）針對包括基督教在內的五大宗教，以反封建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名義，開展宗教革新運動；（2）建立黨直接領導的宗教管理體制，通過政府宗教事務部門和愛國宗教團體，實現對宗教社群的一元化管控；以及（3）以宗教內部的地下黨員為領導，並配合政治形勢，發動宗教群體內的群眾運動，以實現改造宗教的目的。²
總而言之，面對二十世紀層出不窮的衝突與鬥爭，中共的統一戰線策略不斷被豐富、擴展並付諸實踐。³ 在鬥爭與團結結合的原則下，中共針對基督教團體與人士形成了吸納、教育、改造、分化與打擊並用的靈活手段。隨著中共對不同信仰與政治取向的教會因勢制宜地採取差異化策略，一套成熟的宗教管控體系逐漸成形；在宗教信仰自由與寬容的宣傳背後，國家始終保持對基督教組織與活動的嚴密管理，並持續對教會進行滲透和遙控。值得警惕的是，這一機制儘管在相對和平時期偶有鬆動，其本質仍延續戰時的政治邏輯，並可能隨著新的戰爭威脅而被迅速強化。
反思與建議
如何回應這一兼具綜合性、複雜性與高度靈活性的戰略，不僅是中國基督教社群亟待釐清的歷史課題，更是當代教會處理政教關係時必須正面迎對的難題。筆者認為，不同於中共貫徹始終的鬥爭哲學與敵我意識，基督教會回應上述議題的規範立場，自始至終應當是回歸成為和平使者的呼召，在共同的禱告、分辨和抉擇中，見證耶穌基督啟示下的天國和平倫理。在此，復活的基督是我們戰勝暴力、與仇敵和解、並邁向更加公正和平未來的保證。正如主耶穌向門徒們所宣告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太二十八18）。
百年來的政治教訓提醒我們，當教會和信徒將注意力過多集中在教會的生存與發展、合法的法律地位，以及國家賦予的宗教自由權利上時，往往會忽略其真正的焦點應當是主耶穌的受難、復活和宣告所啟示的和平的天國倫理。主耶穌從未應許教會的和平，但卻差派門徒去傳揚和平的福音。在中共戰爭與暴力的陰影下，教會唯有首先順服於主耶穌的啟示，才能在其見證中獲得新的力量。因此，教會的首要使命不是針對一項具體宗教政策進行抵抗或合作，而是要宣揚基督已經戰勝一切形式的權力，包括中共所掌控的政治軍事力量。
見證上帝和平的國度，除了上述的規範立場，教會還必須在多方面付諸實踐。首先，在和平呼召之下，教會需要培養在複雜的政治軍事環境中分辨諸靈的實踐能力。基督教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1886–1968）曾提醒戰時的教會：「基督徒必須考慮到各種屬靈的權勢，包括種類不同的、良善和邪惡的靈，並且在上帝話語的聖靈引導下，按照祂的標準，辨別這些靈，並根據這種辨識調整自己的態度：不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而是以一種方式，同時拒絕其他方式。」⁴
此外，讓和平的國度成為教會見證的核心，教會需要真正創建起基督信仰美德的共同體。為此，教會必須深化內部文化建設，尤其是對和平價值與相關倫理規範的闡釋與實踐。在戰時透過信徒小組進行主題查經與佈道，能有效培養和平視野與靈性操練。藉由有針對性的門徒訓練，以及持續而低調的社區參與及服事，牧者和信徒得以培育在暴力無法根除的現實中前行的勇氣，操練慈愛、忍耐與盼望的品格，以及在合作、抵抗和妥協行動中拒絕暴力的能力。透過這種方式，教會得以在政治鬥爭和衝突中活出基督的樣式，成為照亮人們心靈的和平燈塔。
最後，心懷和平使命與復活盼望的普世華人教會和信徒，應打破地域、宗派、階層和族群邊界，尋求利用各種區域和國際性教牧合作平台，建立起反戰團結與互助機制。這是華人教會在戰爭處境下效法基督的必要嘗試。因為，耶穌基督的典範對我們而言，不僅是在宗教菁英的體系之外拒絕權力威脅和誘惑的典範，也是聆聽那些正在忍受戰亂、迫害、疏離和邊緣的群體呼聲與禱告的典範。正是這一典範，不斷提醒我們負責任地分辨正義與不公、自由與奴役、真理與謊言，幫助教會踐行基督的愛與正義。
教會應當銘記：基督的復活與呼召，才是教會和平盼望與實踐的泉源。唯有在不懈追尋和平的旅程中，我們方能體悟，和平的實現超越人間的謀劃與努力，真正源於與那位和平之子的真實相遇。
註：
1. Perry Anderson, “Two Revolutions: Rough Notes,” New Left Review 61 (2010), 63.
2. 邢福增：《共產中國的宗教問題：以黨國與基督教關係為中心的考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2期，2023年12月，第131頁。
3. 黨內官員與學者普遍主張，必須構建相對穩定的宗教管理框架，並充分發揮統一戰線的關鍵功能。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綜合研究組、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規司編：《新時期宗教工作文獻選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
4. Karl Barth, “Political Decisions in the Unity of the Faith,” Against the Stream: Shorter Post-War Writings, 1946–1952 (London: SCM Press, 1954), 153.
作者為旅英學人，《追尋和平的國度》一書之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