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肯定中國家庭教會在苦難中形成的末世盼望、教會論與受苦傳統，並以潘霍華的「終極」與「次終極」觀念為框架，反思教會可能存在的失衡。作者呼籲在持守基督主權與福音核心的同時，重視家庭、工作、公共責任與教會的整全託付，使末世盼望真正照亮當下生活。Abstract: This article affirms the eschatological hope, ecclesiology, and tradition of costly faithfulness forged among house churches in China through suffering. At the same time, it uses Bonhoeffer’s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ultimate” and the “penultimate” as a framework for examining potential imbalances in house-church theology and practice. The author calls the church to uphold the lordship of Christ and the heart of the gospel while also honoring the full range of God-given responsibilities in family, work, public life, and the church, so that eschatological hope may truly illuminate life in the here and now.
受苦傳統的寶貴與危機
中國家庭教會是在苦難、逼迫、邊緣化和制度性壓力中成長起來的。若不了解這一點，就很難理解家庭教會傳統中強烈的末世意識、分別為聖的語言、對基督元首權柄的堅持，以及對教會聖潔性的看重。這些並非書齋中的抽象概念，而是在真實受壓處境中，為持守信仰邊界所發出的屬靈吶喊。中國家庭教會歷史中那種「主必再來」的盼望、「至死忠心」的見證、「不向偶像屈膝」的良心，都應當被珍惜，也值得後來者謙卑繼承。
然而，越是寶貴的傳統，越需要不斷被福音光照、潔凈和更新。否則，受苦傳統可能變成受苦的神聖化；分別為聖可能變成封閉與敵意；末世警醒可能變成焦慮動員；教會聖潔可能變成教會主義；對世界的拒絕可能變成對神創造秩序的輕看。中國家庭教會在逼迫中能夠站立得穩，這本是主的恩典；但若我們只會講「站立」，卻不會問「站立之後如何生活」，只會講「分別」，卻不會問「分別之後如何愛鄰舍」，只會講「末世」，卻不會問「末世之中如何承擔在此的責任」，那麼我們的見證就仍然是不完整的。
從「終極」到「在此」： 重尋整全的福音秩序
潘霍華在《倫理學》中提出「終極」（das Letzte）與「在此」（das Vorletzte又譯為「倒數第二」、「次終極」）的重要區分。所謂「終極」，是人在基督裡被赦免、稱義、救贖，並最終面對神的國與最後審判；所謂「在此」，則是人在進入終極前，仍然真實地生活在神創造和護理的世界中，包括身體、家庭、工作、文化、政府、教會和公共秩序。潘霍華並不允許「在此」取代終極。若教會只講家庭幸福、社會建設、文化使命和公共倫理，卻不講罪、審判、十字架、稱義與永生，它就失去了福音。但他同樣不允許終極取消「在此」。若教會只講靈魂、末世、教會和犧牲，卻輕看身體、家庭、勞動、社會責任和公共秩序，它同樣沒有活出整全的福音。終極不是廢掉「在此」，而是在基督的福音裡審判、潔凈、恢復並成全「在此」。
從這個角度觀察某些中國家庭教會可能存在的偏差，可以概括為一句話：以終極之名吞沒「在此」。以末世吞沒歷史，以靈魂吞沒身體，以教會吞沒家庭，以全職吞沒職場，以對抗吞沒公共倫理，以屬靈犧牲吞沒合理供應。這樣的神學看似激進，實則不夠整全；看似屬靈，實則可能傷害人性；看似忠心，實則可能因輕看神的創造和護理而忽略神聖託付。
在四重託付中見證基督的主權
概括而言，潘霍華提出四個基本託付：工作、婚姻或家庭、政府和教會。這裡的「託付」不是把現存制度神聖化。家庭可能偶像化，工作可能奴役人，國家可能僭越，教會機構也可能自我絕對化。因此，四大天職不是讓我們無條件地服從，而是提醒我們：神在世界中設立多個責任領域，它們彼此限制，也共同伏在基督的主權之下。教會不能吞沒家庭，國家不能吞沒教會，工作不能吞沒身體，家庭也不能成為偶像。基督是萬主之主，正因如此，任何一個領域，無論其理由多麼高尚，都不能冒充基督。
首先，家庭不是服事教會的障礙，而是生命真實性的第一現場。教會當然重要，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神的家，是聖徒被訓練、牧養和差遣的群體。中國家庭教會強調教會的重要性，有其歷史與神學上的必要。但若「教會第一」被理解為，為了教會可以長期忽略家庭責任，這就已經偏離了健康的教會論。婚姻、養育、陪伴配偶、孝敬父母、供應家庭，都是神在創造中設立的真實託付。保羅說：「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會呢？」（提前三5）這不是把家庭置於教會之上，而是說明家庭是牧者與信徒生命被操練和被檢驗的第一現場。一個人可以在講台上高舉教會，卻在家中虧欠妻子兒女；可以在教會中要求別人捨己，卻在自己家中逃避應盡的基本責任。這樣的「教會第一」其實不是真正的屬靈成熟，反而是基本倫理的失衡。
其次，工作不是養家糊口的工具，而是神呼召人侍奉的禾場。某些教會傳統容易高舉全職服事，輕看普通職業。彷彿只有講道、牧養、宣教、神學教育才是更屬靈的工作，而教師、醫生、律師、商人、工程師、工人、家庭主婦、公務人員的工作，只是養家糊口的「世俗之事」和教會奉獻的來源。教改以來，路德重新恢復「天職」觀，正是要打破這種聖俗二分。神不僅在講台上呼召人，也在廚房、學校、醫院、辦公室、法庭、商業和農田中呼召人。若教會不能裝備信徒在職場中作鹽作光，而只是不斷把熱心的信徒從世界中抽離出來，最終將導致教會無法孕育成熟的職業倫理、商業倫理、公共倫理和文化見證。這便有違主耶穌在約翰福音中「差他們到世上」（約十七18）的禱告與命令。
第三，政府與公共秩序不是教會的主，也不是天然的仇敵。中國家庭教會拒絕國家權力介入講台、聖禮、教義和治理，這是寶貴的屬靈遺產。基督是教會唯一元首，這一點不能含糊。但拒絕權力的僭越，不等於以「對抗」與「藐視」來顯明自己身分的特殊。但以理沒有向偶像下拜，卻仍在帝國中忠心服事；耶利米宣告嚴厲的審判，卻吩咐被擄者為所居之城求平安；保羅因福音被捆綁，卻仍勸信眾為君王和一切在位者代禱。成熟的政教關係神學，既保持不跪不拜的尊嚴，也不把敵意神聖化；既保持邊界，也為公共社會的基本良善禱告；既有受苦與殉道的勇氣，也有為城求平安的心腸。
第四，教會不是包羅萬象的超級機構，而是成全聖徒的身體。教會當然不是普通社團，也不是個人靈修的附屬品。沒有教會，信仰很容易變成私人經驗。但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不是以屬靈為名義的公司；是神的家，不是為了完成任何個人使命的機器；是真道、聖禮、紀律和相愛中彼此建造的共同體，不是減損、降低和消耗家庭、職場和公共責任的黑洞。健康的教會應當牧養家庭，而不是損耗家庭；應當裝備職場信徒，而不是貶低職場；應當差遣聖徒進入世界，而不是把所有人困在教會四面墻的活動中；應當訓練信徒在末世盼望中忠心生活，而不是用末世緊迫感製造持續焦慮。
在這裡，傳道人的供應問題也必須被放在教會倫理中重新思考。中國家庭教會過去常經歷貧窮、逼迫和資源匱乏，許多傳道人確實憑信心生活，也付出了真實代價。但貧窮本身並不自動等同於屬靈，虧待工人不能等同於背十字架。聖經一方面警告傳道人不可貪財，另一方面也清楚地告訴我們，做工的應當得工價，傳福音的當靠福音養生。若教會有能力合理供應，卻長期讓傳道人家庭處於不必要的貧乏中，並把這種狀態包裝成「擺上」、「受苦」、「背十字架」，這不是高舉十字架，而是對十字架的濫用。十字架是基督為罪人捨命，不是教會用屬靈語言讓傳道人家庭承受制度性虧欠。
因此，中國家庭教會今天需要的，不是放棄末世盼望，也不是降低教會論，更不是削弱對基督元首權柄的堅持。我們需要的是更整全的神學秩序：「終極」必須仍然是「終極」，基督、十字架、稱義、審判與永生不能被家庭幸福、公共倫理和文化使命取代；但「在此」也必須仍然是「在此」，家庭、工作、政府和教會這四重託付不能被一種緊迫而單一的事工邏輯吞沒。
真正的末世盼望，不是使人逃離世界，而是使人在世界中不再被世界奴役；真正的分別為聖，不是使人失去愛鄰舍的能力，而是使人在罪惡世界中以聖潔和憐憫為主作見證；真正的教會論，不是讓教會佔據所有生活，而是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真正的十字架道路，不是故意犧牲工人的家庭和身體，而是在基督的愛中學習忠心、捨己、責任、盼望與成全。愛肢體中最小的一個，就是愛基督。
我們在「次終極」吃喝拉撒、生養眾多，帶著盼望勤勉工作、敬虔度日，因為基督已經在這裡呼召我們。我們面向「終極」，不是為了逃離「在此」，而是為了讓終極的光照亮在此的家庭、工作、教會和公共生活。
願主施恩憐憫中國家庭教會，不讓我們的熱心變成傷人的「烈火」，不讓我們的受苦變成自義的資本，不讓我們的末世意識變成焦慮和逃離，不讓我們所愛的教會吞沒、消耗神所賜的其他託付。願終極的福音照亮在此的世界，使中國教會在家庭、工作、政府和教會這四重託付中，見證基督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作者為恩福宣教拓展部主任，曾在中國家庭教會服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