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上帝差往尼尼微的約拿，是一位不情願的先知。他盡可能地躲避上帝的呼召，想要逃往海極天邊，卻被上帝硬生生地帶回，要他完成所領受的使命。約拿在尼尼微城所傳的道極其生硬，他在城中走了一日，宣告說：「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傾覆了！」（拿三4）。就是這樣一個不加修飾、沒有技巧、未經處境化的硬邦邦、扎心刺耳的信息，讓尼尼微全城的人披麻蒙灰，禁食悔改；而上帝也「轉意後悔，不發烈怒」，「不把所說的災禍降與他們」（拿三9～10）。
就某種意義而言，提摩太·凱勒（Timothy James Keller, 1950–2023）是當今的約拿。這位知名的牧師、講員和暢銷書作者用生命中的精華歲月，在後現代的紐約曼哈頓傳講福音，呼籲大都會的居民離棄偶像，歸向真神。只不過凱勒所使用的方法似乎與約拿相反，他使盡渾身解數，運用各種智慧，盡力遷就聽眾的語言和口味，把基督教教義處境化，甚至在某些教義方面過度妥協，馴化了福音，過濾掉福音信息中令後現代聽眾討厭的地方。鑒於凱勒的巨大影響力，我們有必要對他的神學立場、護教方法和解經思路進行梳理，目的是為了去蕪存菁，更好地吸收借鑒。這也是對這一位時代工人最好的緬懷方式。
凱勒被譽為是與魯益師（C.S. Lewis）比肩的當代基督教護教者。他是紐約救贖主長老教會（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的創會牧師，並通過「救贖主城市植堂」（Redeemer City to City）機構，把他的經驗傳授給世界各地的都市牧者。凱勒也是威斯敏斯特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實踐神學教授，他和當代新約學者卡森（D.A. Carson）所創立的「福音聯盟」（The Gospel Coalition）對當代福音信仰有著深遠的影響。
截止到2023年底，「救贖主城市植堂」運動已經在全球建立了1633所城市教會，¹ 散佈在非洲、中東、亞太、歐洲、拉美、南美、北美等地區。² 斯人已逝，留下了豐碩的遺產供後人分析評議。
2013年，一群改革宗學者出版了評議凱勒神學的論文合集《與凱勒互動》（Engaging with Keller）。³ 他們從改革宗正統和威斯敏斯特標準（Westminster Standard）的角度，對凱勒所留下的講章、書籍進行同行評議（Peer Review）。這是學者們對同行致敬的一種方式，是凱勒所獲得的尊榮。本文在這些學者評議的基礎上，結合筆者對凱勒牧師多年的追蹤學習，嘗試探討凱勒在神學方法、釋經和護教方面的得失成敗。
總體而言，凱勒牧師為了贏得後現代都市白領群體的關注與認同，對某些傳統教義進行了稀釋淡化、重新包裝或處境化處理，在一些存在爭議的議題上採取「進步」（Progressive）立場。例如，凱勒接受神導進化論（Theistic Evolution），與聖經啟示的創造論多有抵牾之處。本文以凱勒的罪論和地獄觀為切入點，指出他在某些教義上妥協退讓，偏離了聖經啟示。和《與凱勒互動》一書的作者們一樣，本文全無詆毀凱勒的意圖，而是站在福音信仰立場上，對凱勒作品爭議處進行批判和揚棄，為的是更好地吸收、繼承凱勒的神學遺產。
凱勒牧師在華人知識分子基督徒及中國都市教會中的影響頗為深遠，從華人教會視角分析評議凱勒的思想和事工，也是華人教會追思緬懷這位時代工人的一種方式。
凱勒的神學方法
凱勒是位優秀的牧者，對所服事的人群有著很高的關注度。他遵循司布真「一手報紙、一手聖經」的方法，試圖在改革宗傳統和紐約曼哈頓人群之間構建一座橋梁，把教義用都市白領所能明白的詞彙與概念表達出來，並且抓住現代人的關切點，掰開揉碎後用在現代生活處境之中。凱勒對現代都市族群濃郁的存在關切，使得他在神學方法上或多或少染上存在主義的色彩。儘管田利克（Paul Tillich）並非凱勒思想的主要來源，但在神學方法論方面，凱勒採納了田利克的「關聯方法」（Method of Correlation）。按照田利克的定義，「關聯方法通過實存問題和神學答案之間的相互依存，來詮釋基督信仰的內容」。⁴ 田利克認為，神學肩負雙重任務，一方面導引出人類生存所蘊含的問題，另一方面從上帝的自我啟示中為這些問題找到答案。凱勒的講章和著作處處體現出這種神學方法。
凱勒的救贖主長老教會坐落於紐約曼哈頓地區，那裡雲集了證券交易、風險投資、文化出版、藝術時尚等領域的菁英，是後現代思想和族群滋生繁茂的溫床。凱勒畢生努力嘗試去理解和表述受眾所關切的生存問題，同時力圖在正統改革宗教義中尋找相關答案。這種一方面表述生存問題、另一方面尋找神學答案的方法，正是典型的「關聯方法」。
但凱勒所面對的紐約曼哈頓人群，在文化屬性方面呈現多元特性，基本上可以劃分為「現代」和「後現代」兩大類。現代族群年齡較長，對傳統價值認同程度較深。面對這個族群，凱勒使用傳統術語，直接傳講正統信仰。學者們在這個層面上基本認同凱勒，甚少詬病。另外一個相對年輕的後現代族群，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對一些敏感議題往往持「進步」（Progressive）立場，對基督信仰之外的世俗思潮或其他宗教持友好開放態度。根據凱勒的年齡及他所受的教育推測，他應該更認同現代族群。然而，作為一個優秀的牧者，他努力離開自己的舒適區，嘗試體認後現代族群的感受和思維，用後現代的術語思潮、理論模型來表達基督教傳統教義。仔細研讀凱勒的作品，就會發現他為後現代族群所提供的神學答案，在某些點上與他為現代族群所準備的答案迥然不同。這種在後現代語境下的嘗試新鮮而充滿創意，但也危機四伏，一不小心就會跌入綏靖和妥協的泥潭。凱勒思想的爭議之處多源於此，學者們對他的微詞與批評，也大都集中在這些方面。⁵
鎧甲上的裂縫之一： 凱勒對罪的重新包裝
很少有人懷疑凱勒神學意圖的正統性。作為一個被按立的長老會牧師，凱勒在作品中多處體現對改革宗四大信條的認信和尊重。⁶ 2012至2018年間，凱勒和卡森編制了《新城要理問答》（New City Catechism），其內容與歷史上諸改革宗信條吻合。這充分說明凱勒在神學立場上並無偏離正統的意圖。一些學者（如Campbell、Schweitzer等）對凱勒的作品進行系統分析，結論是：「凱勒無罪」，「凱勒的意圖是要教導正統信仰，只是他並未完全成功地達成他的善良意圖」。凱勒思想的裂縫分佈在傳遞的過程之中，他努力「通過當今的語言符號，把古老的正統信仰轉化為與現實生存休戚相關的信息」，傳遞給生活在都市文化中的後現代聽眾。⁷
然而，在同情、理解、甚至仰慕凱勒的基調下，我們還是要勇敢指出，凱勒思想存在對後現代文化的妥協，在某些基本教義上混入了後現代的元素，由此導致對聖經教導的稀釋或歪曲。
凱勒對後現代文化的妥協，最直接的表現是他對罪的理解。罪對所有的時代，都是一個具有心理衝擊的、帶刺的教義，對於注重自我及心理感受的後現代文化，更顯得格格不入。為了降低「罪」在後現代聽眾耳中的刺耳和不適，凱勒作了重新定義和包裝：
罪在此處的含義是自私（self-centeredness），從這個核心開始，罪滋生蔓延。從個體層面講，罪意味著「為自己而活，為我自己的榮譽和幸福；如果有利於我的幸福，我也願意幫助你獲得幸福」；從群體層面講，這種自私破壞世界的和平與正義，撕裂人類相互交織的關係之網。⁸
在《二十一世紀教會成長學》一書中，凱勒對這個定義作了補充說明：
當我在曼哈頓的事工開始之初，我遭遇了對基督教罪觀的文化過敏。我發現當我轉而借用聖經中廣泛出現的關於拜偶像的教導，人們就容易抓住並理解罪這個概念。我向他們解釋，罪就是把人生的意義建造在上帝之外的任何其他事物之上，儘管這些事物中有一些原本是好的。上帝之外的其他事物，一旦成為我們生命的根基，它們就驅動著我們的熱情和選擇，並最終奴役我們。⁹
用自私或拜偶像來重新定義基督教的罪觀，在邏輯上屬於以偏概全。無論是舊約還是新約，罪都是出現頻率很高的詞語，希伯來文中的罪（chata’）和希臘文中的罪（hamartano），其字源含義都是「不中靶心」。凱勒對罪的後現代定義，也偏離了聖經原初定義的靶心。
凱勒對罪的詮釋過多地融入了存在主義的元素。他在《我為什麽相信？》一書中借用丹麥哲學家祈克果（Kierkegaard）對罪的定義，認為人只有在對上帝的關係和事奉中才能找到自身的命定，而罪就是對這種命定無望的拒絕。罪就是想要成為自身的尋求，在上帝之外找到一個身分。¹⁰ 凱勒對罪的後現代解讀，浸潤著人文化、心理化的存在主義色彩，這種解讀與正統改革宗對罪的定義大相徑庭。1647年版威斯敏斯特信條第六章關於罪的明確定義：「凡是罪（不拘原罪抑或本罪）都是對上帝公義律法的干犯，也是與上帝的律法相悖的」。¹¹ 約翰一書三章4節一針見血地點出罪與律法的關係：「凡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違背律法就是罪」。律法的背後是立法者，也就是那位聖潔的位格化上帝。律法是上帝聖潔本性的體現，而罪就是對上帝聖潔本性的違背；人犯罪，最核心的本質和最重要的後果是得罪了神，而不是在尋找自我身分過程中的迷失，也不僅僅是被偶像所奴役。
凱勒在罪論上的妥協必然導致在救贖論方面語焉不詳、摻雜含混，進而使基督的救恩晦暗不明。「『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提前一15a）。使徒保羅如此看重基督的救贖，因為他深知「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提前一15b）。上帝道成肉身，不是要解決後現代人的身分迷失問題，而是要解決普世人的罪的問題。身分迷失的問題可以通過心理輔導、家國情懷等方式排遣紓解，但罪的問題只有在耶穌基督的救贖裡才能真正找到答案。罪是致死的疾病，對罪的態度敷衍草率、輕描淡寫，就如同醫生隱瞞病情、報喜不報憂，或許能讓病人暫時心情愉悅，但誤診終究是對病人不負責任，會害了病人。
鎧甲上的裂縫之二： 罪人自由選擇的地獄
地獄作為傳統基督教教義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在後現代的今天常被質疑和炙烤。許多有意回歸正統的泛福音派神學家雖然承認地獄的存在，但卻在不同程度上鈍化、淡化、甚至美化地獄的概念，如巴特（Karl Barth）、魯益師（C. S. Lewis）、斯托德（John Stott）、萊特 （N. T. Wright）等。凱勒是他們中間的一員。
凱勒有關地獄思想的主要來源，應該是魯益師，而不是聖經；而魯益師的地獄觀念來自於麥克唐納（George MacDonald）。麥克唐納是十九世紀後期的一位蘇格蘭作家，他深受東方教父汝撒格列高利（Gregory of Nyssa）的影響，在作品中時常流露普救論（Universalism）的觀點。麥克唐納不相信「刑罰替代救贖論」（Penal 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認為耶穌基督救贖罪人脫離的是罪，而不是上帝對罪的憤怒和責罰。¹² 魯益師對麥克唐納推崇備至，¹³ 並承襲了他對於地獄的觀點。魯益師曾表述：「有些人將不被拯救。如果我有這個權力，我將毫不猶豫地首先從基督教中刪除這個教義。」然而，他清楚意識到這教義有深厚的聖經基礎，因此繼續說道：「但它得到聖經的權力支持，尤其是我們的主自己的話語；它一直是基督教世界所堅持的；而且它有理性的支持。」¹⁴ 出於對聖經和教會傳統的尊重，魯益師無法否認地獄的存在，但他對地獄進行了主觀、人本、心理化的稀釋和改造。他認為，地獄開始於抱怨的心情，當抱怨成為習慣，人們會慢慢享受這種抱怨；地獄不是上帝送罪人去的地方，而是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的一些正在生長的東西，除非及早制止，否則它（抱怨）將成地獄。¹⁵ 魯益師甚至認為：「被詛咒者在某種意義上是成功、徹底的反叛者；地獄的大門是從裡面鎖上的」。¹⁶
凱勒深受魯益師的影響，認為「地獄只是一種基於上帝之外的其他事物的自由選擇的永恒身分」。¹⁷ 在《地獄的重要性》一文中，凱勒展露他對地獄的理解：
什麽是地獄呢？就是上帝主動地放棄我們，任憑我們自由選擇，走上我們自己的道路，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靈魂的船長」；任憑我們遠離祂、脫離祂的控制；也即上帝驅逐我們去到我們一生想要去的領地。¹⁸
凱勒引用派克（J. I. Parker）在《簡明神學》中對地獄的論述：「聖經視地獄為自主選擇的……，地獄體現了上帝對人類選擇的尊重，所有人都得到了他們實際選擇的東西，要麽永遠與上帝在一起，崇拜祂；要麽永遠離開上帝，崇拜自己」。¹⁹ 凱勒順著派克的思路，把地獄描述為遠離上帝的自由之境：
如果你最想要的是在上帝的榮美和聖潔之中崇拜祂，那麽這就是你將得到的……，如果你最想要的是做自己的主人，那麽上帝的聖潔將成為一種痛苦，而上帝的存在是你想要逃避的永遠的恐懼。²⁰
凱勒用「自我中心」（self-centeredness）來置換聖經中對地獄的客觀啟示：
顯然，人的自我中心，而非上帝中心，導致我們可憐而又瞎眼。越是自我中心、自我沈迷、自憐自艾、自我開脫，就有越多的破裂發生，無論在關係、心理、甚至生理層面，皆是如此。…… 我們想要逃離上帝，上帝以祂無限的公義，把我們送到我們想去的地方。……因此，地獄是一座監獄，它的門首先是我們自己從裡面鎖上的，然後才是上帝從外面鎖上的。一切跡象表明，那些門是從內部永遠緊閉的。²¹
凱勒描繪的地獄更像是罪人的狂歡派對，每個人自由選擇前往，自由選擇留在那裡，自由按照心中的慾望恣肆狂歡。地獄僅有的「懲罰」或不適，就是狂歡之後些許良心的不安，以及存在論意義上的迷失或意義的缺失。這是一個後現代版、享樂主義的地獄。凱勒版的地獄裡沒有上帝的存在，而聖經啟示的地獄卻充滿上帝的存在，罪人在上帝的聖潔和烈怒面前逃無可逃；凱勒的地獄是罪人自由選擇的去處，而聖經啟示的地獄是被上帝審判後的罪人失去自由的地方；凱勒的地獄是怙惡不悛的罪人享受罪中之樂的地方，而聖經啟示的地獄是那些不認識上帝、不順從耶穌基督的惡人遭受永遠痛苦的地方。
凱勒的這些缺憾，令人想起尼布爾對自由派神學的犀利評論。尼布爾認為，自由派所宣揚的福音是「一位沒有憤怒的上帝，通過一位沒有十字架的基督，拯救沒有罪的人類，進入一個沒有審判的國度」。²² 如此傳講，若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對福音的信心不夠。保羅說：「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羅一16）。約拿相信神的大能，因為他在大魚肚子中明白一個真理：「救恩出於耶和華」（拿二9）。
當代都市宣教的先驅
較之凱勒在某些教義上的得失成敗，他對都市事工的理念和實踐，更加值得我們關注。
凱勒選擇在紐約曼哈頓植堂，這個決定深受他在威斯敏斯特神學院的博士導師簡河培（Harvie Maitland Conn）教授的影響。凱勒在一篇紀念簡河培教授的文章中寫道：「如果不是簡河培教授的書籍和榜樣，我永遠不會想要在紐約市植堂」。²³ 他在威斯敏斯特讀書的時候，遇到以簡河培為核心的一群都市宣教學者，凱勒的都市事工理念就在那時候形成。他確信：「上帝看重都市，都市在上帝的全球福音拓展計劃中具有戰略意義。」²⁴《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雜誌記者斯塔福德（Tim Stafford）描述：「與簡河培那樣投身於城市事工的老師天天互動，在他心裡栽種並滋生了都市神學。他對費城市區各種事工參與，比如在第十長老教會的服事，培養了他對都市的正面觀念」。²⁵
倘要探尋凱勒事工的理念根源，就必須研究簡河培教授的都市宣教神學。簡河培教授在威斯敏斯特神學院教書的最後幾年，筆者正在那裡求學，有幸上過他的課，也得到過他的指點。他曾經在韓國宣教十多年，對亞洲學生特別友善親切。有一次他請我去他的辦公室，詢問我關於中國家庭教會的現狀。我在交談中使用了「地下教會」（Underground Church）這個詞，他馬上糾正我說，應該叫「家庭教會」（Household Church），因為普世大公教會都在陽光下，不在地下。他是最受全校學生青睞的老師，學生們都以上過他的課為榮。我上過他的《教會論》，輕鬆活潑又富感染力。他每次講道，學生都捨不得錯過。他常常講起在韓國的宣教經歷。1960年代的韓國遍滿了戰爭的創傷，他一邊在總神神學院（Chongshin Theological Seminary）教課，一邊深入首爾市區的貧民窟，在那裡傳福音、帶查經班。當時首爾美軍基地四周聚集著許多妓女，他就在妓院裡開設查經班，向她們傳講福音，派發單行本《馬可福音》，他也認真聆聽這些年輕女孩們的人生故事。這段經歷使他意識到，世人眼中的「罪人」也常常是被罪傷害的對象（sinners can also be the sinned against）。他也為流浪兒童和拾荒者開查經班，這些都市底層人群引發他的思考，使他明白主耶穌所說的「貧窮的人有福了」這句話的深意。簡河培教授的這些事工觸犯了首爾的黑幫，他不止一次被凌辱毆打。戰後韓國都市底層的這段生活經歷，深深地影響了他對都市宣教的思考。他把這段宣教經歷和思考結果寫入了《傳福音：行公義講恩典》（Evangelism: Doing Justice and Preaching Grace）一書。
簡河培教授激發了凱勒，但他所主張的都市宣教，在神學上堅定而務實，並沒有凱勒那樣的妥協退讓。簡河培教授認為，整本聖經的中心主題，可以用約拿書二章9節來概括：「救恩出於耶和華」！約拿是不順服的先知，但也是不妥協的先知。一個受神差遣的先知，最重要的任務是如實傳講神的話，無論是「福音」還是「禍音」，都應該毫不妥協地忠實傳講，在罪、審判、地獄等這些關鍵教義上不作美化、包裝，因為使人悔改的，並不是傳道者的口才修辭、演講技巧，也不是我們對文化的同情與遷就，真正使人悔改的，是上帝的道，是神的能力，因為「救恩出於耶和華」！
基督信仰從初代開始就是在都市環境下生長發展起來的，但教會歷史上對都市的關注在當代美國教會文化中已被遺忘。簡河培敏銳地指出，「美國城市福音教會的歷史處處散落著對都市的文化悲觀主義」。²⁶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美國都市發生大規模白人外遷現象。²⁷ 大量白人遷往郊區，美國文化的重心也往郊區轉移，導致市區居民的有色人種比例激增，許多市區淪為貧民窟。與此同時，以白人為主體的傳統美國福音派逐漸形成反都市（anti-urban）的文化氛圍，主流文化對都市抱有偏見，都市教會日益沒落，福音事工的重心轉向郊區。在這種大潮之下，凱勒逆潮流而動，他是一位懷揣都市植堂異象的牧者，經過對地區文化審慎的分析評估，毅然選擇代表了現代都市文化的紐約曼哈頓，在那裡落腳扎根，持續耕耘，開花結果，卓有成效。
凱勒在曼哈頓的事工對日益都市化的中國教會和社會也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從1978到2018的四十年間，中國都市化比例從17.92%上升到59.58%，都市人口從一億七千多萬猛增到八億三千多萬。28 都市化推進了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卻也造成了形形色色的都市病。中國教會必須應對這種變化，探討如何在都市環境中有效宣教和牧養。
凱勒在某些關鍵教義上的妥協並不值得我們追隨，但他對時代特點的敏銳嗅覺、大膽的嘗試和勇敢的實踐，是值得我們效法的楷模。
參考文獻：
1、https://redeemercitytocity.com.
2、https://redeemercitytocity.com/regions.
3、Iain D. Campbell & William M. Schweitzer, ed., Engaging with Keller (EP Books, 2013).
4、Paul Tillich,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 1951), p.60. “The method of correlation explains the contents of the Christian faith through existential questions and theological answers in mutual interdependence”.
5、Campbell and Schweitzer, ed., p.24–25.
6、這四大信條為：比利時信條（1561）、海德堡要理問答（1563）、多特信條（1619）、威斯敏斯特信條（兼大、小要理問答，1647）。
7、Campbell and Schweitzer, ed., p.17.
8、間接引用自Campbell and Schweitzer, ed., p.34；直接引文參見Tony Santaella, “Has the Notion of Sin Been Lost?”
9、Tim Keller, Center Church (Zondervan, 2012) p.126-127
10、Tim Keller, Reason for God (Harper Christian Resources, 2010) reprinted edition, p.162. “Sin is the despairing refusal to find your deepest identity in your relationship and service to God. Sin is seeking to become oneself, to get an identity, apart from him.”
11、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1647） Chapter VI, Clause VI, “Every sin—both original and actual—is a transgression of the righteous law of God and contrary to it.”
12、Miho Yamaguchi, George MacDonald’s Challenging Theology of the Atonement, Suffering, and Death（Wheatmark, 2007）, p.27.
13、C. S. Lewis, George MacDonald: An Anthology （Macmillan, 1947）, Preface.
14、C.S. Lewis, The Problem of Pain, in The Complete C. S. Lewis Signature Classics (San Francisco: Harper 2002), p.416.
15、轉引自凱勒對路易斯地獄觀念的描述，https://timothykeller.com/blog/2008/8/1/the-importance-of-hell。
16、C. S. Lewis, The Problem of Pain, p.538.
17、Tim Keller, Reason for God （Harper Collins Christian Pub, 2010）, Chapter 5. 這是Keller 的原文“In short, hell is simply one’s freely chosen identity apart from God on a trajectory toward infinity.”
18、Tim Keller, The Importance of Hell, https://timothykeller.com/blog/2008/8/1/the-importance-of-hell
19、J. I. Packer, Concise Theology, A Guide to Historic Christian Beliefs（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2001）, p.262–263.
20、Tim Keller, The Importance of Hell, https://timothykeller.com/blog/2008/8/1/the-importance-of-hell
21、Ibid.
22、H. Richard Niebuhr, The Kingdom of God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9), p.193. 原文為“A God without wrath brought men without sin into a Kingdom without judgment through the ministrations of a Christ without a Cross.”
23、Tim Keller, “In Memory of Dr. Harvie Maitland Conn,”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Vol. 35 no.4, Oct 2011, 212–217.
24、Mac Pier, Consequential Leadership: 15 Leaders Fighting for Our Cities, Our Poor, Our Youth and Our Culture（InterVarsity Press, 2012）, p.29.
25、Tim Stafford, “How Tim Keller Found Manhattan,”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2009, 1–7.
26、Harvie M. Conn, The American City and the Evangelical Church: A Historical Overview（Baker, 1994）, p.194. “The history of the evangelical church in the American city has been liberally sprinkled with a cultural pessimism toward things urban.”
27、美國白人大規模遷出都市、遷往郊區的現象被稱為White Flight 或 White Exodus。這是米歇爾奧巴馬接受《時代週刊》採訪時的童年回憶：https://time.com/5714285/michelle-obama-white-flight/。
28、Binbin Yu, Ecological effects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China, DirectScience, Volume 135, 2021.
作者是CIU Kepha學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