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年前，筆者曾在《恩福》雜誌發表「劉曉波的懺悔與勇氣」一文，指出劉曉波作為民主與人權鬥士，在其人生的兩次重大抉擇中，既展現了面對暴力體制的軟弱，也表現了無畏的勇氣。本文將結合最新的傳記研究，¹ 深入探討劉曉波的宗教信仰與政治倫理的核心議題，以此揭示當代中國和平運動的特徵與前景。
兼具批判精神與和解意味
作為一位青年教師、作家，以及80年代中國文壇的風雲人物，劉曉波首次提出和平的政治主張是在1989年夏天。當時，與許多海內外遠觀民主運動的人不同，劉毅然中斷了在美國的訪學，積極投身天安門廣場的抗議活動。6月初，他與另外三位知識分子共同發起了第二次絕食抗議。這一大膽的舉動不僅旨在重新點燃廣場上日漸消沉的學生抗議熱情，還呼籲他們以全新的非暴力方式與當局對峙。在他親自撰寫的絕食宣言中，劉明確表達了這一意圖：「我們沒有敵人！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他進一步解釋，仇恨與敵對情緒所引發的暴力正是實現民主目標的最大障礙。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充滿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敵人意識成為中國人的遺傳；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更把傳統的仇恨心理、敵人意識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極端，此次軍管也是「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的體現。為此，我們絕食，呼籲中國人從現在開始逐漸廢棄和消除敵人意識和仇恨心理，徹底放棄「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因為仇恨只能產生暴力和專制。我們必須以一種民主式的寬容精神和協作意識來開始中國的民主建設。²不僅如此，劉曉波憑藉非凡的勇氣和說服能力，巧妙地與抗議者和威權政府展開交涉。作為紅衛兵一代，劉對大多數出生於60年代、在公立學校中接受仇恨教育的年輕抗議者們報以深切的理解。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一代人「喝著狼奶長大」，以此形容他們在充斥著仇恨和暴力的環境中成長。因此，他呼籲學生們努力擺脫這份暴力遺產，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實現他們的民主訴求。
劉對官方的態度也耐人尋味：他傳達的訊息既充滿批判性，又富有和解意味。在揭露中共政權內在暴力屬性的同時，他避免了妖魔化政權的做法。為了這個目標，他冒著來自各方的風險，不僅批評了獨裁政權的主要領導人，也對抗議學生提出了反思的要求，呼籲雙方檢視各自在維繫暴力循環中的角色。他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喚醒對立雙方的公民意識，促使人們超越現有的暴力思維與心態。
具殉道色彩的受難英雄
最為重要且常被外界忽視的事實是，對劉曉波而言，絕食行動不僅是實現政治訴求的手段，更是他個人宗教意識的體現。筆者將其解讀為劉對「受難英雄」命運的實現，效法了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正如劉在回憶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中坦言：
從超現實的角度看，我的選擇頗有耶穌殉難的色彩，不僅是為民族，更是為人類，我彷彿看到十字架上的鮮血永遠在呼喚著人類的良知。從自我實現的層次上看，我以絕食完成了自己的理論：沉入人類悲劇的最底層，獲得一次性的自我肯定，贖回我曾犯下的全部罪惡。死會使我的生命澄清、聖明，它是一道閃電，刺破由虛無構成的漫漫黑暗。³從中可見，基督的受難是劉曉波當時政治倫理的核心，他將其視為那些在政治意識形態與虛無主義之間掙扎之人的歸宿。這一信念促使劉得出結論：仿效基督的殉道是實現自我，甚至獲得救贖的唯一途徑。因此，他積極參與抗爭，並決定發起絕食抗議，將其視為對自己勇氣和英雄理想的嚴峻考驗。
天安門事件後，劉曉波被捕入獄。在求生本能的驅使下，他發表了一份不情願的悔罪書，藉此得以提前獲釋。在隨後的幾年中，劉始終對這一決定耿耿於懷，原因不僅在於對自身懦弱的反思，更因為他擔心這可能損害自己作為「受難英雄」的公眾形象。
和平神學家麗莎·凱希爾（Lisa Cahill）最近針對全球非暴力運動提出了一個審慎的觀點，指出非暴力努力並不總是成功，天安門事件正是一個典型例子。⁴ 如果僅以劉時而堅定、時而妥協的倫理立場來看，這場運動的結果的確令人失望。然而，筆者認為，若將其視為劉曉波後來追尋非暴力與和平人性的旅程起點，仍可從中看到希望的曙光。
最後的法庭陳述：非暴力回應
在隨後的近二十年裡，劉曉波因堅持一貫的政治信念和主張，多次被捕入獄。直到2008年，他的和平倫理再次面臨嚴峻考驗。同年夏天，劉曉波組織並參與起草了《零八憲章》，旨在號召300多名異見知識分子和人權活動家聯合起來。這份文件呼應了捷克斯洛伐克《七七憲章》的精神，呼籲政府進行實質性改革，建立憲政民主並加強公民權利的保護。
正如預料中的那樣，劉曉波的參與引發了當局的強烈反應，最終導致他被長期監禁，直至去世。然而，在最後的法庭陳述中，劉曉波始終堅守抗爭立場；他既不妥協，也不認罪。相反，他重申了天安門時期所倡導的非暴力原則，表明儘管面臨嚴酷的後果，他依然堅定不移地致力於和平抗爭。
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⁵
仔細審視劉曉波的這段陳述，可以發現與其天安門絕食宣言之間存在兩個顯著差異。首先，儘管他早期的反思根植於中國傳統與現代歷史的背景，但此時的結論更多來自他個人的經歷，這段軌跡充滿了來自政權的迫害和指控。這種從宏大歷史視角轉向個人敘事的變化意義深遠。
其次，兩次宣言所處的環境截然不同。絕食宣言是在天安門廣場發表，面向國際友人、崇拜者和同情者，處於一個相對友好的環境；而最後的陳述則是在法庭上進行，後者是一個充滿敵意的場合，由司法機關成員主導，這些人對劉的事業不僅毫無同情，甚至充滿敵對。在這樣的情景下，猶如耶穌當年在羅馬和猶太當局面前接受審判，任何正面的結果都是無法期待的。
神學家萊德拉赫（John Paul Lederach）在其經典著作《道德想像》中提出和平建設的認知與道德能力，為我們提供了進一步理解劉曉波和平之路的框架。萊德拉赫指出，這些關鍵能力包括：將自己置於包含對手甚至敵人的關係網絡中；在應對複雜問題時避免陷入二元對立的能力；對創造性努力的持續追求；以及勇於承擔打破暴力循環的風險。⁶ 這些能力共同彰顯出寬恕與和解的力量。
從這一角度解讀劉的最後陳述，我們可以發現，這不僅是他對政治迫害的非暴力回應，也是他表達批判立場與倫理姿態的具體行動。劉曉波在實踐中將認知能力與道德力量融為一體，展現了他在逆境中對非暴力自我的深刻重塑。
和平使者：未能正視耶穌救贖
每一次真正的轉變都有其起點和終點，劉曉波的旅程也不例外。從「受難英雄」到「和平使者」，劉曉波經歷了二十年不懈的抗爭、哀痛與反省。其中最深刻的變化是一個懺悔者的誕生。作為處於中國權力結構之外、社會邊緣的異見人士，劉曉波與第二任妻子劉霞共同通過持續的寫作和倡議，一方面揭露政權固有的不公與暴力，另一方面表達對更加平等、友愛與和平社會的嚮往。儘管多次被拘留和監禁，他在表達政見時依然堅定地堅持非暴力的立場和原則。最重要的是，在面對天安門事件後巨大的悲痛和內疚時，他始終堅持悼念逝去的青年學子，並與那些遇難者的家屬共同分擔悲傷。在2003年接受「傑出民主人士獎」時，劉坦誠地自述道：
是十四年前的那個血腥黎明，讓我懂得了自己的淺薄和自負，懂得了愛的柔性溫暖和內在力量，並開始嘗試著去體驗真實生存的厚重……盡力讓自己筆下的每個字，皆是來自墳墓中亡靈們的傾訴――用對墳墓的記憶對抗強制性遺忘，也是用贖罪的虔誠對抗謊言化的生存。⁷
此時的劉曉波逐漸意識到，若要真正效法十字架上的基督，就必須直面內心的痛苦，並承擔起沉重的道德責任，即對他人的痛苦保持敏感與關懷。換言之，與他早年追求理想化的基督形象不同，正是在苦難中關愛他者的掙扎，才讓劉曉波真正產生了對超越性上帝的渴望。這位上帝不僅揭示了他作為人的局限性，更在天安門事件之後的歲月中幫助他領悟到柔和溫暖的愛所蘊含的力量，鍛造出一種不同於共產政權暴力邏輯、植根於神聖之愛的獨特品格。正是這種力量，使得他能夠為死者而活，並為生者而戰。
遺憾的是，儘管劉曉波堅信耶穌基督能夠喚醒人類的良知，他卻始終未能正視耶穌在十字架上已經救贖人類罪惡的事實，也無法真正領悟作為和平之子的基督所帶來的平安與喜樂。⁸ 直到他去世，劉雖然在沉思中深刻意識到上帝超越的愛與憐憫，但始終未能宣稱：「在基督裡，沒有敵人和仇恨。」
和平品格源於對真理與愛的委身，展現在個人與集體行動中。正如劉曉波所敬仰的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等和平運動領袖，他們不僅通過承受個人苦難來對抗壓迫與暴力，還懷著愛與憐憫幫助那些在暴力體制下掙扎的人們。而劉曉波的獨特貢獻在於，通過在上帝面前的懺悔、為暴力受害者的哀悼，以及對普世人類尊嚴的堅定承諾，他逐步鍛造並展現了一種獨特的和平品格。藉此他不僅讓我們看清了共產體制暴力循環的現實，更激勵我們肩負起追尋天國和平倫理的艱難使命。
參考文獻：
1、Perry Link and Wu Dazhi, I Have No Enemies: The Life and Legacy of Liu Xiaob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3.
2、鄭旺等編：《劉曉波其人其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9年，第138頁。
3、劉曉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關於我和「六·四」》，臺北：時報出版社，1992年，第238-240頁。
4、Lisa Sowle Cahill,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Pacificism, Just War, and Peacebuilding,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2019, pp. 327, 330–333.
5、劉曉波：《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原定於在2009年12月的審判中宣讀，但在審判期間劉未被允許出庭。原文見劉霞、胡平、廖天琪編《劉曉波文集》，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0年，第226–227頁。
6、John Paul Lederach, The Moral Imagination: The Art and Soul of Building Pe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5.
7、劉曉波：《用真話顛覆謊言制度――接受「傑出民主人士獎」的答謝詞》，《劉曉波文集》，第211頁。
8、筆者在此感謝陳宗清牧師的評論意見。
作者為旅英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