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呼召是為華人教會思考，藉著從事神學教育、牧養以及文字書寫，幫助信徒整合神學思考與信徒實踐。這呼召萌發於少年時期，並隨著年歲漸漸成熟。特以此文分享我屬靈生命的幾個主要轉捩點。
家族屬靈的榜樣
馬偕宣教士：「寧願燒盡，不願銹壞。」
我出生於台灣的一個長老會家族，六代前的先祖李順（1873–1937）是早期自加拿大赴台宣教的馬偕宣教士的學生，臨死前先祖向主禱告，求主呼召家族代代出傳道人服事主與教會。主垂聽了這個禱告，自此家族傳道人輩出，雖三代前被鄰居竊盜而破產，但長輩們在窮苦中依然四處開拓教會，主也藉許多神蹟奇事供應他們的所需。至今，家族每年舉辦退修會，長輩們講述家族經歷上帝的故事，也勉勵我們這些晚輩效法他們願意吃苦的心志與對神國的委身。這些敬虔長輩們的榜樣在我心中烙下深刻印記，成為我在牧養中遇瓶頸時的引導。
然而，小時候的我生命破碎，有情緒控制問題，在學校與家中時常遭受各種處罰，對家人與社會充滿怨懟。直到13歲，主在一場聚會中感動我，從此我生命改變，開始感受到內心有一股牽引力，吸引我更多委身投入教會，也看見教會是上帝改變人生命的地方。不過，當時的我尚不清楚這是呼召，直到15歲時。
成長於中國佈道會
計志文牧師：「中國人不救中國人，誰救中國人？」
由於搬家，我不在長老會成長，而是在鄰近的東湖感恩堂長大，它所隸屬的「中國佈道會」於二十世紀由計志文牧師創辦。在中佈會，我聽見二十世紀中國教會的血與淚、上帝在神州大陸的奇妙作為，以及中國教會至今依然面對的逼迫和缺乏。我知道這是我信仰的根基，建基於宣教士與中國信徒們的犧牲與奉獻。那些年，每當我聽見中國教會的需要，總是心中火熱，眼中流淚。對於從未踏上之土地的這份深刻情感，究竟從何而來，令我自己也十分驚訝。
高中一年級（15歲）時，我參加了一場短宣活動，期間決志一生全職為華人教會擺上。同時，主感動一位牧師看見我的蒙召，肯定了我的呼召，並鼓勵我日後前往台北的中華福音神學院就讀。我帶著這個負擔，雖然大學聯考成績為考生中的前1%，仍選擇就讀台大社工系（在當時是相對冷門的科系），目的是讀書時可以同步協助教會的獨居長者及兒童事工。
就讀台灣大學期間，我深受中國牧者們的生命榜樣與處境化思想之激勵，特別欣賞林道亮院長的思想，讀完了他寫的全部書籍。我在學校自組「中國教會讀書會」，邀請對此議題有負擔的肢體一起學習；我們讀了王明道、倪柝聲、楊紹唐、宋尚節等人的生平。
值得補充的是，我雖15歲決志，心中卻十分質疑，擔心自己不是被上帝呼召，而是被心中的驕傲與野心所勾引。我帶著這個「渴望全職卻自我質疑的張力」度過了五年，直到大學時，我在校園福音團契中遇見內地會的英國宣教士石明理（石哥）。他看見我時，上帝感動他與我談論關於呼召的神學。自此，我才相信我應該真的是被上帝呼召，也明白：縱然如此，我仍須一生提防自己的老我，因為蒙召與人的罪性兩者是並存的。
福音派信仰
「心中渴望與世界需要交會之處，就是上帝對你的呼召。」（相傳於校園團契中的一句話。）
讀大學與神學院道學碩士期間，我深化對福音派信仰的委身，也看見教會需要裝備信徒以在社會各崗位上為主發光。
大學時我接觸台大校園福音團契，擔任了兩屆小組長及一屆主席，服事這個約120人的大群體。事工上，我每年陪伴幾位學弟妹讀聖經，強化與其他團契的跨宗派連結，協助鄰近教會建立特殊兒事工，幫助一些被攝理教異端吸收的學生脫離。神學上，我在校園接觸大量福音派神學資源，熟練歸納法查經（也為我後來數次開課奠定基礎），邀請華神老師開設系統神學造就班，邀請團契肢體一起前往華神學習希伯來文。由於年幼時的教會環境較無紮實的神學與解經資源，這時的我求知若渴，大學時代可謂是我信仰的「狂飆期」。
當時，台灣發生太陽花學運，年輕世代衝撞政府大樓，我所在的社工系是運動的大本營之一。此時，教會中的年齡斷層變得明顯，世代衝突考驗著教會如何回應社會，也動搖著過往教會的公共習性。我見到許多年輕基督徒失望於教會的社會論述，甚至離開教會。我不認為爭鬥是好的方法，但也同意現況需要改變。此時，我尚未接觸實踐神學與公共神學，也自忖給不出替代的信仰論述。
畢業並服兵役後，我如願進入期待已久的中華福音神學院就讀，此時我已學習神學約四年，且學習希臘文與希伯來文各一年，充足的預備使我可以將節省下來的時間用來深化神學思考（而不是花在背單字上），並投入教會與學院服事。在我任華神學生會長時，台灣教會陷入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爭議，一些教會選擇走上街頭（並在日後組成政黨），一些教會選擇冷處理，一些則批判其他教會的社會參與過於粗暴且不與弱者同行。此時的我仍不具有足夠的公共神學功底，但已注意到當教會沒有文化敏銳度時，信仰將被侷限在週末以及信徒的人際圈中。我發現，教會面對公共問題時的卡關，反映了教會平時缺乏文化宣教的向度；而當牧者與神學院沒辦法幫助基督徒參與社會時，教會將漸漸被趕入私人領域，失去光鹽的影響力。
那段時期，我於暑假投入培訓事工，到幾個省份培訓不同系統的牧者與神學生歸納法查經及基要真理，同時也在實習的教會從事學生事工。我輔導的大學生們正尋思著怎樣在各專業身分中做一名基督徒，陪伴他們的過程讓我更清楚：教會的使命是裝備信徒，在主呼召他們的崗位上為主而活；然而，神學院若要培育出有這種敏銳度的牧者，課程必須整合神學與實踐。
實踐神學與牧養教會
吳勇長老：「所有基督徒都是全時間服事主的人。」
我帶著為教會及神學院整合「神學」與「實踐」的負擔，申請上普林斯頓神學院的實踐神學碩士（Th.M.），研究領域涉及實踐神學方法、整全宣教、靈性關顧以及青少年事工。普林斯頓的訓練幫助我用神學的眼光看待教會事工及基督徒的職場環境。我同時投入紐澤西若歌教會的一些服事（比如，兒童及成人主日學），與此同時，我開始透過《舉目》雜誌，用文字服事廣大的華文讀者。從那時起，我對華人教會的眼界超出了台灣，看見了北美的需要。
2019年回台後，我承諾康華禮拜堂任全職傳道三年，才再度出國進修。這段時期，我除了負責幼兒事工，也投入大學生及其造就事工，並為教會撰寫了一套約20萬字的初信造就材料。
禮拜堂的文化強調，信徒在社會的表現也是服事上帝的一種方式。精神領袖吳勇長老的重要理念就是：不只是傳道人，所有信徒都是「全時間服事上帝」，凡信徒所到之處，都為主盡心擺上。禮拜堂過半數長老均是帶職事奉。他們從事管理、教師、醫療，帶著專業，也在信仰上敬虔，善於教導又有好見證。這具體化了我對文化宣教的思考。
此時我也經歷與傳道同工的衝突，因著驕傲而自視高人一等，是長老娘的眼淚以及家族長輩們的榜樣領我悔改，與對方和好。全職服事使我切身明白第一線牧者的忙碌，經歷人際關係上的辛苦，缺乏時間讀書或再進修，也考驗我如何將自己的神學與事工整合。在維持家庭生活的同時，還要到不同的中學與大學團契中演講，並接受神學院的課程邀約。在蠟燭多頭燒中，跌跌撞撞學習如何專注在必要的事，而不只是忙碌於重要的事。
牛津的訓練與系統神學教會論
我於2022年開始在牛津大學進修應用神學碩士（M.Th.）。北美的實踐神學幫助我用神學眼光看待事物，而英國的實踐神學則幫助我看見，會友本身的實踐（例如職場參與）就帶著他們對神學與信仰的認識。我這兩年的研究（含論文），一方面致力於系統神學，另一方面藉著問卷、訪談與文獻整理，探索華人教會的文化與習性。牛津的古典神學強勁，提供我思想史的材料，幫助我理解二十世紀的中國教會為何會有特定的神學特質，並試圖針對華人教會的當代現象（如個人主義、羞恥文化、堂會主義）提供神學解答；同時，它又提供大量社會科學的研究資源，讓我有質性及量化的社會學工具，探索在台灣及英國的華人教會處境。
這段時間，我除了認識英國的華人教會，也積極投入學術出版與發表，過程最大的收穫，就是發現：若要裝備信徒投入社會，關鍵之一在於信徒與牧者的「教會觀」是什麼。我回顧過往，檢視台灣與北美教會近年的許多掙扎——入世或避世，投身的姿態與方法，神學在文化宣教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這一切都跟大家認為「教會是什麼？教會該做什麼又不該做什麼？為什麼？」有關。簡而言之，我認為公共性神學的基礎不僅在創造論，而且在教會論，因為教會是上帝在世界做工的主要管道。
我明白基督教的教會觀多元，但仍立志為華人教會尋找在神學上堅實的教會論。因此，我申請了多倫多大學的系統神學博士班，針對三一論與教會論進行探討。
我為什麼想加入恩福？
檢視我的蒙召過程，「教會」是我一生的神學思考關注，「神學與實踐」的整合則是我盼望能帶給信徒及神學生的看見，為此我自覺需要接受博士的訓練。我也渴望加入關注文化宣教的恩福，共享負擔。對我來說，能獲得恩福獎學金，是對我服事華人教會這負擔的再度確認。
從神學生時期，我就禱告上帝，隨時為我預備屬靈長輩成為我的引導。這種遮蓋是純學術環境中所沒有的，但我自覺需要在學識與靈性上並進，在屬靈群體中成長。因此，恩福大家庭的概念很吸引我。期盼在這個大家庭中，從前輩們身上學習，並與眾家人們在愛中同工。
作者2024年秋成為恩福神學生，在Toronto University進修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