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2025年4月底，在一個春光明媚的日子，筆者採訪了耶魯大學榮休教授弗雷德．西格沃斯和夫人薇琪（Fred & Vicky Sigworth），在他們康州哈姆登（Hamden）的寓所聆聽神奇妙的作為。 弗雷德自1984年起在耶魯醫學院生理系工作；2016年成為美國國家科學院會員；2023年榮膺美國科學促進會院士。值得一提的是，他與1991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奬得主內爾（Erwin Neher）及薩科曼（Bert Sakmann）曾密切合作，對當年這個獎項有不可或缺的貢獻。
他不僅在學術與教育上成就非凡，更在生活中認真實踐信仰，且在家庭承受巨大苦難時經歷神的恩典。弗雷德存著謙卑和感恩的心講述他的故事，以下用第一人稱來敘述。
科研領域的成就
1、對1991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貢獻
我本科就讀於加州理工學院，學習電子工程和應用物理。大四時，我選修了生物物理，並到一位生物系教授的實驗室工作。這門課讓我驚訝地發現，半導體矽中電子運動的理論竟可應用到神經相關的研究中；神經細胞甚至被比喻為神發明的晶體管——而這比人發明的物理晶體管要早得多了！我覺得這太酷了。由此，我的興趣開始轉到生物學，並決定讀博士的時候要研究生物學。
我在耶魯讀博士期間（1974–79），內爾來到耶魯作博士後，那一年我們共同師從名教授史蒂文斯（Charles F. Stevens）。期間，我在離子通道數量研究與測試方法上的發現，成為我們日後合作的基礎與鋪墊。獲得博士學位後，我和妻子尋求神指引下一步。經導師的建議，我們來到德國，在內爾教授所帶領、座落於哥廷根的實驗室裡作博士後，這便開啟了我與內爾和薩科曼在科研上的密切合作。
我在那裡工作五年，後三年（1981–84）擔任研究助理。回頭看，那段美妙的時光是神賜予我的眾多恩惠之一。之後我回到耶魯任教，但我與內爾及薩科曼依然有合作關係，暑期我會帶著太太和孩子回到哥廷根，與他們一起研究測量電流的新儀器。
大學本科的基礎讓我對電子學、電子電路和儀器等十分瞭解。我去內爾博士的實驗室時，他已有一個重大發現，就是如何測量單個離子通道中的電流；但他需要更靈敏的電子設備來測量，而這正是我的長項。具體而言，我協助內爾實驗室開發了膜片鉗技術，首次記錄了活細胞單離子通道的電流活動，為人類認識細胞內這方面的功能帶來了重大發現，在神經科學及細胞生物學界中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
這一新發現可以闡明許多疾病的發病機制，有助於研發新藥物的道路。正因如此，內爾及薩科曼同膺1991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殊榮。他們在文尾標註的文獻中提到了我們三人合作發表的研究報告。（參文末註）
2、對生物醫學的貢獻
1984年秋我回到耶魯任教，並有了自己的實驗室與研究團隊。我在耶魯的科研生涯可分為兩個階段。1980到2000年，我聚焦在測量單離子通道中的微電流。2000年後我改變了研究方向，使用電子顯微鏡拍攝離子通道的圖像。因此，電流和電子顯微鏡這兩個領域都有我的貢獻。我因在原創研究領域取得傑出成就，而在2016年成為美國國家科學院的成員，2023年底又被選為美國科學促進會的院士。
具體而言，我的研究揭示了離子通道蛋白的工作原理。這對多個領域都有特殊意義，最為人熟知的是：神經細胞中電子的活動與功能；囊性纖維化、心律失常以及某些類型的高血壓和腎臟疾病與離子通道缺陷的關係；糖尿病藥物、奴佛卡因（麻醉藥）和抗癲癇藥物，以及蛇毒和蜘蛛毒在離子通道中的作用等。
信仰故事與職場見證
1、原生家庭與信仰
（a）薇琪的故事：
我母親的家族可以追溯到五月花號。我父母都出生在新澤西州，父親畢業於普林斯頓，母親畢業於康涅狄厄學院，外祖父和舅舅都畢業於耶魯。我父母不喜歡新英格蘭貴族式的上流社會，而選擇去了南加州。我父親是火箭科學家，發明了火箭和潛艇導航系統。
我們從小跟父母去一間自由派教會。雖然父母曾在教會分別負責財務和主日學，但他們卻常不去教堂，星期日會帶我們去滑雪，路上聽一場佈道，或者讀一本書——父親的姐夫會寄給我們信仰小冊子。教會教導我們，要保護窮人，反對越戰；要使用理性，不輕信神蹟。我上高中的時候，去了我父親家庭醫生的教會，才第一次明白耶穌是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祂從死裡復活了。這位醫生是在中國長大宣教士的孩子。
神在我心裡真正動工，是在我上大學的前兩週。那時正值「耶穌運動」（Jesus Movement）蓬勃發展，對年輕人有很大的影響。我和青年團契參加了一場特會，約有兩百名高中生到場。講員兩個月前剛戒掉海洛因，卻沒有任何戒毒的不良反應。他說：「你可能知道耶穌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並且從死裡復活了。但是，除非你像耶穌在客西馬尼園裡，願意成就神的旨意，而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否則什麼都不會改變。」這信息是我以前從未聽過的！
聚會結束，一個陌生的朋友開車送我回家。路上我默默對神說：「好吧，神啊，我把我的生命交給祢，我只想要袮的旨意，因為耶穌就是這樣做的。」隨後，神就通過祂的話語與聖靈和我交流，直到如今。
（b）弗雷德的故事：
我在北加州東灣的奧林達鎮長大，父親是工程師，母親是全職媽媽，有兩個哥哥、一個妹妹。從小到大，全家人都一起去教堂。我們去的教會和薇琪家去的很相似，偏向自由派，不太關注耶穌、罪和救贖。
上大學後，我心裡有種渴望，想明白如何才可以過美好的生活。我四處尋找，但同學中似乎沒有人關心這個問題。後來，我的朋友霍華德邀我去他的教堂。那是個週五晚上的特會，在帕薩迪納湖濱大道公理會大教堂（Lake Ave. Church）舉行，許多大學生的團契參加。我發現，這些人竟全都關心如何過美好的生活，不僅如此，他們也找到了方法——就是自己和耶穌建立關係。那天晚上，我作了禱告，接受耶穌為我生命的救主，而帶領我的正是霍華德和薇琪。因此，我認識薇琪的時間和我跟隨耶穌的時間一樣長。那是1972年，我讀大二。
2、專業選擇與宣教
我的父母很開明，不干預我選擇專業。那個年代正是矽晶元和積體電路的萌芽時期，我對應用物理學中的電子領域特別有興趣。我很喜歡科學，然而當時大學團契中很多人想去當宣教士，因此我有點擔心，不知道神是否會呼召我去傳教。
幸運的是，加州理工學院的基督徒團契非常好；我最好的朋友都在那裡，他們全是用功的理科學生；我們會一起在宿舍裡查經。畢業之前，我和好友布魯斯一起禱告，之後我們同樣決定要攻讀生物學。他原來讀化學，我讀應用物理，但我們都發現生物學真是太有趣了。
後來我們兩人一起去讀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分校的生理和生物物理學研究所。一年之後，我的導師史蒂文斯到耶魯就職，他邀請我一起去，我便搬到紐黑文，在他的實驗室裡作研究。我來到耶魯大學可說純屬偶然。
3、科學研究與信仰
我能進入自己深感興趣的科學領域，探索其中的美好事物，這真是神的祝福和恩惠。生物體的離子通道就像晶體管一樣運作，其中的物理定律之複雜，設計之精妙，令人驚歎！這一切背後一定隱藏著非凡的智慧創造。
從事科研的人有特別的機會，去見證世界以及萬物是多麼的奇妙。有人曾說，生物學如此美妙，在其中探究簡直是一種宗教體驗。我覺得，生物學研究堪比探險家路易斯與克拉克（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1804–1806）首次橫越美洲大陸。在神浩瀚無垠的創造中，充滿令人驚奇的發現！科學家時不時會看到一些別人從未見過的東西。我何其有幸，能與那些首次發現新事物的人並肩研究。
4、在職場中散播神愛
很多人問我，基督徒科學家與非基督徒科學家有何不同？信仰讓我看清自己的價值，幫助我不去與別人攀比——是否更聰明，或有更多的成就。我知道神愛我！這是我生命的根基，可靠、寶貴、重要！
在科學領域工作，做實驗難免會失敗，不確定性是常態，這是科研人的巨大挑戰！如果沒有獨立於科學之外的生命根基，就很容易把自己的價值與研究成果綁定，結果心情便會起伏不定，時漲時落。唯有知道神愛我、關心我，自我價值才會穩固。我人生的基礎並非來自科研工作，而是我和神的關係；何況我還擁有在教會中彼此相愛的生活。
基督信仰讓我與非基督徒同事不同。倘若我沒有這個基礎，在遭遇失敗時必定會喪失信心，甚至落得一無所有。在科研工作遭遇失敗時，有些人會失望放棄，有的人甚至會走上自殺一途。因此，基督信仰對我個人來說真的很重要！
科學職場有殘酷的一面，而神給我機會，向學生和同行見證神的愛。我的妻子有宣教熱情，她經常與人分享信仰，鼓勵並幫助我們周遭的人，我也把這方面視為自己的事工。比如，在一次大型全國會議上，一位同行知道我是基督徒後，就找我分享難處：他實驗室的一位技術員不久之前自殺。我馬上與他一起祈禱，求神加給他力量。還有一次，在我樓下實驗室的同事没能申請到研究資助，我就開導她，讓她看見另外發展的可能。
一些博士生或博士後的研究員面對人生的下一步時，會找我諮詢。如果對方是信徒，我會和他們一起禱告，盡可能鼓勵他們。如果他們不是信徒，我會與他們分享神的心意——祂渴望滿足我們內心的饑渴。有的人聽了會感到震驚，因為從來沒有人這樣告訴過他；有的人會感到很受鼓舞，知道有位關心他的神！
家庭患難與神的恩典
1、個人健康的挑戰
我不太記得自己的偏頭痛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或許自從我建立自己的實驗室時，或許更早？有段時期每天都發作；而每個週六，或每隔週的週六，工作壓力減輕時會特別嚴重。由於在強光下更會劇痛，有時我必須在黑暗的房間裡躺上一天，備受折磨。
很多年後，神首先使用新的藥物來抑制和減少我頭痛的程度與頻次；最終，在十五年前神徹底醫治了我的偏頭痛問題。
2001年我將近50歲的時候，同時罹患兩種癌症——睪丸癌和腎臟癌，必須做大手術。術後大約六個月，我完全無法工作，但依然需要參與研究，閱讀各種論文。我的情緒一度非常低落，像過山車一樣跌宕起伏。我別無選擇，只能憑著信心堅持，並且禱告，求神不要讓我的過山車輪子出現毛病，而是能在軌道上平穩運行。
在恢復期間，神賜下各種人來幫助我。首先，我的同事們維持了實驗室的運轉。其次，神通過一位醫生朋友介紹中國留學生王子因到我們家居住（註：王子因後來成為恩福家人），他當時在昆尼皮亞克大學（Quinnipiac University）就讀。原本我們擔心因我的癌症無法接待，但子因卻成為我們的祝福。他的母親是位在中國的癌症科醫生，子因請教他母親病人當吃什麼，且在學習之餘每天為我做中國式的健康午餐（很多蔬菜是美國人不懂得吃的）。此外，醫生告訴我，我完成不需要術後的化療與放療，神也親自給我信心，讓我知道祂會照顧我。如此，神讓我輕鬆走過抗癌；經過十年的定期檢查，醫生已確認我徹底康復。
2、兒子成長中的悲劇
我有三個兒子，相繼出生於上個世紀80年代。這三個孩子在高中和大學期間都經歷了嚴重的不測之災。
大衛是老大，他高中畢業後去印度參加宣教課程，不料在那裡服用的抗瘧疾藥物有副作用，影響他的精神；再加上其他環境因素，竟讓他患上了精神疾病。回到美國後，他所服用的精神病藥物，後來被證實有問題。雖然有藥物和創傷的影響，大衛仍然非常善良聰明，但他常在腦海裡與人對話，難以與人長時間交流或記住讀過的東西。他在精神病院住了七年，直到兩年前才得以回家。他的情況正在逐漸好轉。
老二內森就讀的高中位於繁忙的街道旁。2000年畢業前夕，他過馬路時被飛馳而來的車撞到，胸部積血嚴重；醫生無法確定他是否可以存活。他在重症病房裡，我們不能進去。薇琪非常痛苦，徹夜難眠。魔鬼讓她懷疑和擔心，但她禱告說：「神啊，無論內森或生或死，我所要的只是袮的旨意，我所希望的是袮得到榮耀。但神啊，我相信，如果他活著，袮會得到更大的榮耀！」後來，她居然能睡著了。
第二天，醫生們驚訝地發現內森竟然能夠出院了。三天後，一位住在佛州的朋友打電話給內森說，在他出事的前兩天，她便聽到神的聲音，要她為內森禱告；她並不知道原因，但順從靈裡的感動，不停地禱告。結果，因神奇妙的作工，內森迅速康復了。如今他是三個孩子的父親。
老三喬納森在高中畢業、進大學之前，參加了那一年的宣教項目（2006年），學習世界歷史和神學。第一學期在加州的帕薩迪納，第二學期在印度的穆索里。他在印度上課時，因擔心遲到，騎自行車抄近路，結果在羊腸小道上墜落20多米深的懸崖。
當時情況非常嚴重。我問神：「為什麼這件事會發生在喬納森身上？」神回答：祂會從中做一些特別有意義的事。後來我們得知，神在事故發生前，就讓我們在康州的朋友為喬納森禱告。當我們給她電話時，她激動地喊道：「神讓我告訴你們，喬納森沒事，他會活下來！我們一起讚美神吧！」這種堅信支撐我們度過漫長的等待時光。
喬納森在印度治療六個星期後回到美國。在他身上我們看到神不可思議的祝福！雖然他從腋窩以下到手指和下半身都癱瘓了，但他的生活完全獨立，並且畢業於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娶了哥倫比亞的康復師為妻。他的人生航道徹底改變，如今他們夫妻二人成為幫助脊髓損傷患者學會獨立生活的專家。這是他在健康時無法實現的夢想！
3、苦難中的祝福
神賜下有信心的太太給我，在各樣患難的歲月與我共度難關，並以此見證神的權能。
當我太太接到醫生的電話，得知我罹癌的時候，她正在去一個青年聚會講道的路上。她起初不知道如何是好，但神幫助她，讓她使用這壞消息變成向學生傳達信靠神的好消息。她對學生說：「我丈夫剛被診斷出癌症。但你們知道嗎？神是全能的，祂必照顧我們全家。祂也同樣會照顧你們，讓你們安度人生可能會遭遇的一切！」
神賜下有擔當的太太給我。在面對小兒子摔到懸崖下、足以致命的劫難，我束手無策。雖然我在科學上可以大顯身手，但卻很不擅長處理緊急情况，甚至可以說一無用處。兒子出事後，是薇琪去印度面對危難。她是神給我巨大的祝福！
總之，因為有神，我們可以應對生活中的各種危難。神會使用各種方式，包括醫療、同事、基督徒朋友、禱告、服事等等，來幫助我們。祂也會使用各種方式，讓我們的災難轉化成對他人和世界的祝福。老三喬納森將他的故事製作成紀錄片《比行走更重要》（More Than Walking, https://www.morethanwalking.com），後來獲獎。片中有一段話說：「我們最偉大的才幹，來自我們最可怕的惡夢！或許我們再也無法行走，但是沒關係！我們的目標比能再次行走更重要！那就是：比我們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深刻地活著。」
教會服侍與未來前路
1、家庭階段與教會服侍
孩子們在小學到高中時期，我們每十年去不同的教會，觀察他們的兒童主日學與青少年團契。我們根據孩子們成長的階段與需要，帶他們去比較適合他們、他們也喜歡的教會。 但是，孩子們成人離家之後，我們開始選擇能更好服侍主的教會。
我們與耶魯的國際教會緊密合作已持續十年以上。這間教會的中國留學生比例很高，一是因為到耶魯來求學的中國學生比較多，二是因為其他國家的留學生很多已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中國學生比較處於信仰的真空，願意到耶魯國際教會來看看。
2、職涯階段與教會服侍
我們參與教會服侍，也與我的科學生涯發展階段有關。從事科研工作的人，在時間上似乎不比其他領域的人少，但我們確實總有無窮無盡的工作要做。因此，我今晚是做科研，還是去參加查經班？有時很難抉擇。在這些事上我常犯錯誤，但有時也會做出正確的決定。因為我清楚應該努力去認識神，多有靈性的投入。
近年來我實驗室裡的人減少了，完成科研任務的壓力減輕，而同仁都知道自己的職責，因此，我可以更多抽身投入教會的服侍。具體來說，我負責教會的財務和技術支持，薇琪參與很多牧養與關懷的事工。前任牧師經常參與外展服侍，我們夫婦在教會的責任比較重；現今的牧師比較委身在教會，我們的配搭服侍便更輕省。
3、苦難與新服侍的夢想
如今我們唯一真正艱難的事，是照顧有精神疾病的大兒子大衛。他的情況真的非常嚴重，持續了很多年，且還在繼續。但是因為大衛的情況，我和薇琪的服侍也在拓展。薇琪加入了「美國全國精神疾病聯盟」（National Alliance of Mental Illness），參與很多精神疾患的事工與服侍；我也調整自己，花更多時間在家陪伴並照顧大兒子，並幫助太太實現改善目前社會心理健康系統很多問題的目標。
今年7月1日我正式退休，屆時我會花更多時間來學習精神病理學，瞭解相關的研究，協助太太幫助向她諮詢的人——她的手機是服務熱線，每天都有人打電話來尋求幫助。
我們買了一處房產，想接待精神病患者，讓他們能在基督徒社區裡生活，在愛中康復。這是我們的夢想，還在落實當中。因為我們看到不同文化對待精神病患者的差異。在美國，如果一個人得了精神分裂症，會被送進醫院，與家人、朋友隔離；藥物會麻痹情緒，使他變得非常遲鈍，要完全依賴別人，而一生喪失康復的可能。但是在另一些國家，比如印度或哥倫比亞，這樣的病人好轉的可能性很大，主要是因為有家人和朋友在身邊，提供了康復所需要的情感與社會支持。
作為精神疾病患者家人，我們非常清楚：切斷患者的支持系統是錯誤的。我們非常感恩，兒子在醫院七年後獲允回家生活。他的苦難帶給我們這個夢想，就是為患者建立一個基督教支持中心。這是目前我們在教會之外的服侍焦點！
採訪後語：
我採訪弗雷德教授，本來因為他是一位成功的基督徒科學家。但是，聆聽他們夫婦分享後，我更受感動的是他們因家庭的苦難而見證了神的全能與厚愛。經過自身的苦難，他們擴大了胸襟，去關注他人的苦難，成為他人的幫助。
在採訪之前，我只是偶爾在不同場合中與他們相遇，看到他們快樂、健康、謙卑、充满愛心、積極服侍。我完全未想到他們經歷過重大的苦難與挑戰。這次走近他們，我驚異地發現：他們是承受苦難的人，然而苦難沒有令他們憤怒、苦毒，或轉向自我中心、自憐，反倒成為他們祝福其他受苦者的契機！
他們回看所走過的生命歷程，看出神的愛、忍耐以及美好的旨意，因此對神充滿感恩。願所有讀到他們生命故事的人都得鼓舞，遇到苦難時能像他們一樣，尋求神對苦難的翻轉，並以平和的心在其中展示基督的得勝，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註：
1. Sigworth, F.J. 與 Neher E.。在培養大鼠肌肉細胞中觀察到的單鈉通道電流。《自然》287， 447–449 （1980）。
2. Hamill, O.P., A. Marty, E. Neher, B. Sakmann, 和 F.J. Sigworth。 改進的膜片鉗技術，用於從細胞和無細胞膜片中高解析度記錄電流。Pfluegers Arch., 391, 85–100 (1981)。
作者為恩福學者事工專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