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教會面臨發展停滯與挑戰，其根源在於缺乏處境化神學，尤其是教會論的建構不足。這使信徒對政教關係與宗派問題認識模糊，福音也難以深入社會。本文通過歷史案例，如教父時代與宗教改革，說明神學突破能推動教會轉型與發展，並呼籲中國教會亟需建立符合本土處境的神學。
Abstract: The Chinese church today faces stagnation and a range of pressing challenges, rooted in the lack of contextualized theology—particularly a developed ecclesiology. This deficiency has led to confusion among believers regarding church–state relations and denominational issues, while also limiting the gospel’s ability to engage society more deeply.
Drawing on historical examples such as the Patristic Period and the Reformation,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how theological breakthroughs have driven transformation and renewal within the church. It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church urgently needs to develop a theology that is grounded in its own context in order to move forward faithfully.
引言
今天的中國教會面臨諸多挑戰。面對這些挑戰，中國教會亟需完成的任務是構建處境化神學，尤其教會論。這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回應這些問題。比如，政教關係是備受關注的議題。目前教會內部對此存有不同看法。有些信徒認為教會應當積極參與社會公義議題；另一些則主張聚焦福音，不應參與政治。然而，雙方觀點多基於個人立場，缺少了系統的神學反思。神學——尤其教會論——的缺乏使我們不能對教會的本質、使命方向及與社會的關係等問題有清晰的認識，不能為如何處理政教關係指明方向。不少教牧同工和信徒對教會現狀與發展方向感到茫然，這反映出神學框架和神學思維能力的薄弱。
另一個令人困惑的現象是宗派的興起。早期宗派由外國宣教士帶入中國，但在他們離開後基本消失，中國教會逐漸形成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兩大體系，宗派長期以來並不為中國教會所熟悉。然而，近十年來，一些宗派，尤其是改革宗，高調進入並迅速發展，對中國教會產生了深刻影響。一方面，改革宗為中國教會提供了建制上的幫助，其對文化的關注也有助於糾正教會的避世傾向，推動教會更積極地進入世界；但另一方面，它也容易在信徒中滋生自大和論斷，導致不少教會出現嚴重分裂。這使我們反思：改革宗何以在中國興起？宗派究竟是什麽？中國教會是否需要宗派？若需要，又應當需要什麽宗派？若不能回應這些問題，我們就無法恰當地理解和處理宗派問題。為回應這些挑戰，中國教會必須建構處境化神學和系統的教會論。
神學的缺乏與教會發展的停滯
事實上，中國教會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處境化神學的建立。筆者認為，處境化神學的缺失已嚴重制約了中國教會的成長。過去，信徒人數的快速增長曾備受關注，甚至有人預測中國將在2030年成為基督徒人數最多的國家。¹ 中國教會確實經歷過快速擴展，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的「基督教熱」。²
然而，當前中國教會在多個層面已顯現停滯跡象。一方面，信徒人數增長明顯放緩。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的報告指出，中國基督徒人數在上世紀80、90年代快速增長後，近十多年來已趨於停滯。³ 儘管海外對此有不同聲音，但不少國內學者認為，一些地區的基督徒人口甚至出現下降。⁴ 另一方面，曾在高校中興起的「基督教熱」已基本消退，基督教研究在學術界被邊緣化，大學生對基督教的興趣顯著下降，校園福音工作日益艱難。
教會發展停滯的原因複雜多樣。生活水平的提升增強了國人的自信，削弱了對信仰的需求；民族主義的上升也使基督教更易被視為「洋教」而遭排斥。然而，筆者認為，決定性因素並非外部環境，而是教會自身的問題，其中最關鍵的正是處境化神學的缺乏。
首先，處境化神學的缺失使中國教會未能有效地實現基督信仰的本色化，導致許多知識分子仍將基督教視為西方宗教而加以排斥。上世紀90年代的「基督教熱」，很大程度上源於中國知識界對西方文明的嚮往。當時基督教被視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因而受到關注。然而，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民族自信的提升，中國社會對西方的興趣逐漸減弱，民族主義的上升也使基督教更容易被質疑為代表西方價值的宗教，「基督教熱」隨之消退。
遺憾的是，由於長期缺乏處境化神學，中國教會未能將基督教轉化為中國人的信仰，反而固化了其「西方宗教」的形像。本色化的失敗必然導致文化人群體與基督教的疏離。一百年前的「非基運動」中，基督教被視為帝國主義的工具而遭到激烈批判；而在此後一百年裡，中國教會並未作出有力回應，⁵ 使「基督教是外來宗教」以及「多一個基督徒，就少一個中國人」的觀念至今仍未根本改變。
其次，神學上的缺陷使中國教會難以將基督信仰帶入社會，限制了福音在更廣範圍內的傳播。長期以來，基要主義的內向化削弱了福音的社會向度，使基督徒難以在公共領域作見證。在倪柝聲、王明道等人的影響下，中國教會普遍接受聖俗二分，將福音視為純屬靈事務，與社會、文化和思想無關，從而削弱了福音的公共性。一位當代中國教會的傳道人指出：「傳統教會有一種強烈的傾向，就是逃避現實並妖魔化世界，結果是把基督信仰變成一種出世的宗教，在教會和世界之間建了一堵密不透風的墻，在這裡屬靈和屬世絕對涇渭分明，必須把人從世界往教會拉，但要教會進入社會影響文化萬萬不可，因為這會沾染世俗的『污穢』。」⁶ 這種二元論使信仰與社會生活脫節，教會與社會彼此隔離。教會一味躲避世界，反而使世界遠離教會。要突破這一困境，中國教會必須超越基要主義的神學限制，建立更整全的福音理解和更寬廣的基督教世界觀。
神學的構建與教會發展的突破
回顧教會歷史可以發現，任何時代和地域中教會的重大轉型與突破，都離不開神學的建構。初期教會從邊緣群體進入「教父時代」的轉型，正是一個典型例證。教父時代不僅是教會歷史的高峰，也使基督教深入羅馬文化，成為真正的普世宗教，並深刻塑造了西方文明。這一轉型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教父神學的建構，而教父神學本身正是處境化神學的典範。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就是基督教的希臘化。基督教最初只是源自邊陲地區的猶太宗教，要進入羅馬社會並被外邦人理解，必須與古希臘思想展開對話。為此，查士丁、亞歷山大的克萊門特等深諳希臘哲學的教父，努力在基督信仰與希臘哲學之間搭建橋梁。這一進程中的關鍵突破，是邏各斯（Logos）基督論的建立。依據約翰福音「太初有道」的啟示，查士丁指出，基督就是哲學家所追尋的邏各斯本身，一切真理都源於並指向基督。哲學只能部分認識邏各斯，而惟有在基督裡，人才能認識真理的整體。查士丁寫道：「每個人按照他分有的邏各斯的精子，所說的都不錯，都看到了與這部分邏各斯相關的東西。……人中間若有誰說了正確的事，都是我們基督徒的財富。……所有作家能藉著根植在他們內心的邏各斯，模糊地看見諸實在。」⁷ 因此，希臘哲學並非與基督教對立，而是對基督的預備。正是通過這一神學突破，基督教超越了其猶太民族背景，在神學上打通了與希臘思想的關聯，首次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普世宗教。這表明，處境化的神學建構為教會的突破性發展奠定了基礎：神學的突破，帶來了教會發展的突破。
宗教改革是神學突破推動教會轉型的又一重要例證。儘管宗教改革的成因複雜，但神學上的更新無疑居於核心地位，其根本目標在於使教會回歸聖經真理。路德認為，天主教最根本的錯誤在於偏離了保羅在羅馬書中所宣告的「因信稱義」教義。對路德而言，人生最根本的問題是：如何找到滿有恩典的上帝？起初，他與當時的主流神學一樣，認為得救取決於人的道德努力、苦修與操練。⁸ 然而，在屢次失敗後，路德陷入深刻的痛苦與絕望。後來，在威登堡大學研讀聖經的過程中，他重新發現「因信稱義」，認識到人得救完全出於上帝的恩典，並藉著信心白白領受。這一神學洞見不僅帶來了路德個人靈性的更新，也引發了整個西方教會乃至社會的深刻變革。⁹ 宗教改革再次印證：神學的突破，帶來教會發展的突破。
結論
由此可見，教會在廣度與深度上的發展離不開處境化神學的建構，中國教會亦不例外。然而，在反智主義的長期影響下，中國教會，尤其是傳統保守教會，往往輕視甚至排斥神學思考，¹⁰ 既未能對當代處境中的關鍵問題作出整全回應，也未能在處境化神學，尤其教會論的建構上，取得實質進展。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中國教會的發展停滯。
要扭轉這一局面，中國教會當務之急是建構當代中國處境中的神學，而其中的核心任務正是教會論。惟有在深刻把握教會的本質與使命的基礎上，才能對政教關係、宗派問題等重大議題作出有效回應，並為中國教會的未來及其在普世教會中的定位指明方向。
註：
1.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10776023/China-on-course-to-become-worlds-most-Christian-nation-within-15-years.html（2025年1月17日訪問）。
2. 1990年代的「基督教熱」主要發生在中國高校和文化界。
3.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3/12/12/chinas-christian-population-appears-to-have-stopped-growing-after-rising-rapidly-in-the-1980s-and-90s/（2025年1月21日引用）。
4. 這是在2019年全國基督教年會上一些國內學者們的共識。
5. 葛牧之，「非基運動為何未能帶來中國的教父時代？」《華人教會神學研究》1 （2022）：1–11。
6. 這段話摘自網上的博客，轉引自葛浩，「聖俗二元論與宗教改革呼召觀」，載《新教神學、福音信仰與中國教會——紀念宗教改革500週年研討會論文集》，華人牧者團契編（台北：天恩出版社，2018），305。
7. 查斯丁，《護教篇》，石敏敏譯（北京：三聯書店，2014），70–71。
8. Alister E. McGrath, Christianity’s Dangerous Idea: The Protestant Revolution—A History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Twenty-First (NY: HarperOne, 2007), 42.
9. Ibid., 41.
10. 關於反智主義對中國教會的影響，可參考葛牧之，《中國教會的反智主義》（新北：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中原大學基督教與華人社會研究中心，2025）。
作者為西三一大學ACTS神學院中文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