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AI與後現代文化促使講道語言轉向第一人稱，強調個人經驗以建立共鳴與信任。此趨勢雖可能成為真理溝通的橋樑，卻也帶來相對主義與表演化風險，從而促使講道者更重視靈修、釋經過程與真實生命見證。
Abstract: AI and postmodern culture are pushing preaching language toward the first person, with greater emphasis on personal experience as a way of building resonance and trust. While this shift may serve as a bridge for communicating truth, it also carries the risks of relativism and performative preaching. As a result, preachers are being driven to place greater emphasis on spiritual formation, the process of exegesis, and the witness of an authentic life.
在當前AI時代，講道的敘述語言正在經歷一場深刻而明顯的轉向，即變得更趨向主觀化。這並非指聖經信息變得更主觀化，也不是指多了第一人稱的敘述式講道法（Narrative Preaching）；而是指講台傳遞信息時，愈來愈多採用主觀性的第一人稱語言，如「我」或「我們」，使講道更直接呈現講道者自身的理解、視角與生命經驗。
即使在嚴謹的釋經後，講道者仍可能表達類似這樣的語句：「學者如此解釋，但我認為……」或「我認為這段聖經在表達……」。這樣的敘述反映了一種自我展露的真誠，講道者不再隱身於客觀權威的背後，而是以具體、可感的人格面貌出現在講台上。
而在講道例證和應用方面，講道者也會更傾向於以個人親身經歷與反思作為講道素材，取代傳統常用的名人名言或寓言故事。即便引用時事新聞，敘述者多半也會加入主觀視角，如：「我看到一則新聞……」或「TikTok給我推送一條視頻……」，以此拉近與聽眾之間的距離。同時，講道者的應用語言也傾向於淡化命令式的第二人稱「你」或「你們」，而改用比較有具體感的第一人稱「我」和「我們」。
這種第一人稱敘述越來越重的講台語言轉向，不只是風格選擇，也關乎講台如何被信任與理解，但也為講道帶來新的張力與反思。
後現代文化已開啟講道語言的主觀化傾向
現今世代文化所帶來的挑戰，在AI時代之前早已浮現。後現代人重視體驗、關係與多樣性，因而對抽象的教義與權威式的敘述語言感到疏離。應用在講道上，人們對客觀化、說教性的講台語言日漸抗拒，對傳統命題性、演繹三點式的講道方法愈發不再共鳴。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新講道法（The New Homiletic）於二十世紀後期應運而生，它旨在回應後現代對權威與理性的質疑，以及傳統講道與聽眾生活脫節的問題。
新講道法主張講道者當「如一個沒有權威的人」（Fred Craddock），不再倚賴命題式的宣告，而是透過故事、經驗和聽眾參與，尋求更具共鳴的傳講方式。相較於傳統以演繹與獨白為主的講道形式，新講道法更強調歸納、敘事與對話，使聽眾在探索與互動中理解信息。
在此脈絡下，講道者若能以第一人稱敘述自身的經文研究和生命經驗，以此方式訴說真理，更容易建立共鳴。相對於「你該相信什麼」的說理方式，人們更願意聆聽「這是我如何相信的」。
AI正在加速主觀化講道語言的轉向
另一方面，AI加速了主觀化講道語言的轉向。無論人們是否同意，AI已開始影響現代人的語言使用與思考方式，也改變我們接收與理解資訊的途徑。所以AI對後現代文化的影響，並非簡單的顛覆或取代，而是將既有趨勢推向更快速和精緻的發展。
對於講道者而言，ChatGPT這類AI工具對文本（講章）生成的深度介入已然成為日常。雖然這方面的倫理有待探討，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原文解經、資料蒐集與講章撰寫的門檻已經大幅降低；只要願意，甚至整篇講章文本也是唾手可得。過去講道者的專業優勢 (如神學與原文訓練) 已然不再，本來所剩無多的講台權威也自然更加被削弱。
面對這種挑戰，講道者本能更加重視個人原創性和屬靈真誠的展示，藉此證明講章文本並非都是AI生成的產物。因此，講道者會更主動地呈現自己的講章預備過程，讓會眾看見自己如何從經文中被觸動和挑戰。這種在過程性上更透明的分享，加上個人生命經歷、牧養觀察與具體處境，自然形塑出更主觀化、更個人化的講道語言。這種取向不僅使經文信息在具體處境中更具感染力，並可在一定程度上重建講台的權威。
第一人稱的敘述語言未必削弱真理的客觀性
有人或許擔心主觀化的講道語言會不會降低真理的絕對性和客觀性？James Smith在《與後現代大師一同上教會》一書中，論及對後現代大師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文本以外無一物」的理解時指出：人類理性在認識世界這件事上已經失去了中立客觀的作用，我們唯獨藉著神的啟示，就是神對世界的詮釋，才能獲得正確的世界觀。他說：「我們的信心並非建基於客觀性，而是建基於聖靈那令人折服的能力（而那不完全是客觀的）；因此，失去客觀性，並不引致失去傳揚福音真理的勇氣」。
確實，我們可以宣告：「真理如此說……」；也可以敘述：「我所相信的真理如此說……」。這並非削弱真理，而是面對不同的文化情境和溝通對象，降低溝通阻力，為真理創造一個被聽見的空間，一個可溝通的橋樑。事實上，使徒保羅多有類似「我所領受的」、「我如今所信的」、「我……」這樣的主觀語言。
保羅面對被多元文化困擾的哥林多教會，宣告說：「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林前二2）。這句話極其「霸道」，極具權威性，卻是保羅以第一人稱（主觀的「我」）來表達這絕對且客觀的十字架真理。
在羅馬書第七章7至25節，保羅用第一人稱單數的方式來敘述罪帶來的掙扎和煎熬。在主體「我」的論述中，激烈的衝突、煎熬和絕望不斷地在「我」的信仰人生舞台上演，最後導致「我真是苦啊……」的深切哀嚎。聖經學者會探討「我」到底是指誰：是信主前的保羅？還是信主後的保羅？或是以修辭的方式描述某個群體？無論哪一種觀點，從信息溝通的角度，保羅是用主觀的方式敘述罪與誘惑的真理，剖析極其深刻，效果極具震撼力。
因此，在後現代情境下，適度而負責任的第一人稱主觀敘述，未必削弱真理的客觀性，反而可能成為真理進入具體生命處境的必要途徑。
主觀化講台語言的風險和張力
然而，主觀化的講台語言並非沒有代價。當第一人稱逐漸成為講道中重要的敘述語言時，講道者也同時走進一個更為複雜且充滿張力的講台處境。
首先， 講道者必須面對一個根本性問題：會否帶來相對主義的危險？若講道在尚未經過嚴謹的釋經與神學辨析之前，便急於訴諸個人理解和經驗，是否會導致核心信息被稀釋，淪為「只要你覺得好就是好」的心靈雞湯？那麼我們又如何思考在敘述第一人稱「我所相信的……」之後，建立「因經文如此說……」的規範和光照？
其次，當「我」的理解和故事被視為講台有效的溝通資源時，講道者可能面臨一個倫理誘惑：真誠是否會被技術化，甚至被表演化？後現代聽眾通常具有更強的共情力，尤其容易體恤個體的境遇與軟弱。那麼，講道者會否為了迎合期待而刻意製造或誇大自己的故事？或在敘述效果上將講台見證淪為矯揉造作的表演？
再次，主觀敘述的趨向會否改變講台的公共向度，以致於造成信仰群體走向內向化？若第一人稱的敘事只是在熟悉的信仰群體中被理解與共鳴，講台會否退縮成為一個彼此取暖的空間，從而失去對公共議題的回應能力呢？又或者，有沒有可能當我們謙卑地以第一人稱「我」來講述信仰故事時，反而會被接納而開啟一個更廣闊的公共對話平台呢？
最後，主觀敘述還可能面臨一個現實問題：「我」的故事不夠怎麼辦？AI時代的講道者為應對不被信任的內在焦慮，或能更誠實地回到神面前，也可能驅使人不斷「生產」更多的個人故事，以維持講台的說服力。如此，「我」不再只是敘事主體，而可能成為一個需要不斷被填補的資源。那麼，若資源枯竭，該怎麼辦呢？
總而言之，正是在這些張力中，AI時代的講道者需要思考：如何在深刻擁抱主觀敘述的溫度與真實性的同時，不迷失經文的真理座標？如何用「我」的故事，準確有力去闡明「祂」的故事？當「我」的故事逐漸耗盡時，又該從何處持續領受可述說的生命信息？
AI時代的講道預備，當「多走一里路」
相對於客觀資訊，AI 時代真正所稀缺的反而是具體且真實的主觀故事。這些故事無法依靠資料堆砌，因此今日講台比過去更具挑戰性，講道預備也必然成為必須「多走一里路」的屬靈操練。
1、靈修不只培育敬虔，也是生命故事的轉化場。
AI時代講道者真正獨特並不可替代的，是自己與神同行的真實經歷。因此，今日講道者比過去任何時候，更要在乎屬靈生活的真實與深度。靈修（包括讀經、禱告、默想等）不只是培養敬虔、與主建立關係，也是講道者生命故事的轉化場。在靈修中，被光照、被安慰的經歷，都可成為講道中最有份量的素材。若靈修生活缺乏，屬靈生命則空洞，講道就容易淪為流於表面的技巧堆砌，重複地說著屬靈口號和籠統的應用，從而難以觸動人心。
2、釋經不應只呈現結論，也需讓人看見詮釋過程。
AI能輕易生成釋經分析，但無法取代釋經過程中的生命參與。講道者不能只講出「經文的意思」，也需要呈現「自己如何經歷經文」，內容包括「我」原本怎麼理解這段經文，在哪些地方被修正，這段經文如何對當代處境進行挑戰，又是如何對付「我」的。這樣的釋經過程展示不僅能具體呈現真理的意義，也可成為講台權威的新來源，使聽眾看見信息的力量如何先臨到講道者，再臨到他們。
3、牧養現場不僅建立關係，也不斷生成可述說的生命故事。
AI 能提供海量資訊，卻無法建立關係，但講道的力量往往來自關係中的理解與故事。當代聽眾期待的已不只是「講得好」，而是「是否與我有關」。因此，講道者必須走進牧養現場，而非停留在電腦桌前。透過探訪與對話，牧者能看見年輕家庭的育兒壓力、長者的健康焦慮、職場人士在信仰與倫理之間的掙扎。這些真實處境能轉化為講道中具體的故事，使主觀敘述不致抽象，而能真正產生共鳴；使福音在聽眾的世界中變得可觸、可信、可經歷。
4、更厚實的生活實踐，加上更日常的神學反省。
此外，講道中的真實故事不僅來自於牧養的對象，也來自於講道者本身的個人經歷。因此，講道者需要有更厚實的生活實踐，如：旅遊、大自然觀察、閱讀、藝術欣賞、社會參與、家庭互動等等。若生活經驗貧乏，主觀敘述便容易重複、空泛、缺乏深度。講道者不僅要主動拓展生活觸角，而且學習以神學眼光持續反思日常，使經歷能被轉化為真實、深刻的講道語言。這正是 AI 時代講道者不可忽略的重要操練。
5、講台上的「我」不只是角色，更是經得起信任的生命見證。
AI可以生成內容，卻無法生成生命，更無法建立講道者與會眾之間的信任。AI能力日益強大，聽眾也愈加在意講道是否出自於真實的生命經驗；他們開始辨識哪些是AI語言，哪些是源於講道者的生命見證。傳播研究指出，內容愈是容易取得，人們對其真實性與可信度的判斷反而愈低，這正是所謂的「資訊過剩悖論」。再加上後真相文化的影響，聽眾不再單憑內容本身判斷真偽，而是更倚賴講道者是否值得信任。因此，當代講台的可信度愈發取決於講道者的呼召、人格與誠信；真實而誠實的講台生命，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結論：AI時代的講道，第一人稱越發「沉重」
在AI使資訊資源不再稀缺的時代，講道者真正的獨特性，已不在於所掌握的內容，而在於所承載的生命。講台語言日益主觀化，既回應後現代文化的語感，也揭示會眾對講道期待的轉變，人們渴望聽見一個真實的人，如何被上帝的話塑造與引導。這並非否定真理的客觀性，而是讓絕對的真理以可觸、可感的方式再次進入當代處境。也正是在此意義下，講台的權威或可被重新理解與建立。
在AI時代的講台上，第一人稱的「我」越發沉重，不再只是代名詞或修辭，而是一種需要用生命承擔的屬靈責任。
作者為谷區國語浸信會華語部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