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上世紀90年代「文化基督徒」爭論為線索，以羅秉祥與劉小楓為代表，探討神聖觀在中國基督徒文化使命中的意義。羅強調，神學必須扎根於聖經、教會生活與敬虔操練；劉則主張，基督信仰應突破教會邊界，在漢語思想與公共文化中重新表達，以回應現代中國的精神困境。作者認為，這場爭論揭示了中國基督徒今日仍需面對的雙重呼召：既在敬拜中歸向上帝，也在文化中忠心見證，從而使「神聖」成為兼具屬靈深度與公共關懷的生命實踐。
Abstract: Taking the 1990s debate over “Cultural Christians”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and citing Lo Ping-cheung and Liu Xiaofeng,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acred for Chinese Christians’ mission in culture. Lo emphasizes that theology must be rooted in Scripture, the life of the church, and practices of devotion. Liu argues that Christian faith must speak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church and be articulated anew within Chinese-language intellectual discourse and public culture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spiritual predicament of modern China. The article contends that this debate reveals a dual calling that Chinese Christians still face today: to turn toward God in worship and to bear faithful witness within culture, so that “the sacred” may become a lived reality marked by both spiritual depth and concern for public life.
從漢語神學之爭看「神聖」的問題
上世紀90年代，圍繞「文化基督徒」與漢語神學運動，華人教會與學界展開了一場重要爭論。¹ 表面上，這場爭論討論的是身分與方法：什麼樣的人可以談神學？什麼樣的神學才算真正的基督教神學？但更深一層，它所觸及的是一個今天仍然迫切的問題：當基督信仰進入中國文化與知識世界時，「神聖」究竟意味著什麼？
這場爭論發生在一個特殊時刻。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社會一方面經歷思想解凍、市場擴張與學術復甦，另一方面也持續承受政治高壓。八九之後，大陸地區公共空間收緊，但知識界對宗教、倫理與終極意義的興趣並未消退。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基督教研究重新進入中國思想視野。值得注意的是，這股復興並非首先從官方教會體制內部開始，而更多是在大學、出版社和研究機構中生長出來的。對不少中國知識人來說，基督教首先不是一個歸屬的教會身分，而是一種能夠回應現代危機、道德真空與精神焦慮的思想資源。
劉小楓、何光滬、卓新平等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倡導並推動漢語神學。若按較嚴格的界定，所謂「文化基督徒」，主要是指那些具有基督認信取向與基督宗教情懷的神學研究者。² 他們主張，那些曾被政治意識形態壓制、被視為落後或危險的基督教傳統，恰恰可能為中國文化和社會提供重要啟發。³ 關鍵不只是翻譯西方神學，更是在漢語世界中重新表達基督信仰，使中國語言本身成為承載啟示與見證真理的媒介。對他們而言，基督教不應只是教會內部的語言，也應進入中國思想界、文學界和歷史意識之中。
但問題隨之而來：如果神學主要發生在學院之中，而不是教會之內，它還能保持真正的基督教特質嗎？
教會與文化之間：神聖觀的張力
羅秉祥對此提出了質疑。作為一位深受浸信會傳統塑造的神學家，他並不否認文化基督徒的貢獻，卻擔心神學促成一種脫離教會生活、聖經根基和屬靈操練的神聖觀，最終只會變成對上帝的知性討論，而不是對上帝的真實認識。他那句廣為人知的批評，直到今天仍值得思想：有些人「熱愛神學，但不一定熱愛神」；⁴ 上帝成了研究對象，卻未必是敬拜、順服和禱告的主。
羅秉祥的關切並非保守反射，而是關於神學本質的追問。對他而言，神學不是普通的人文學科，其固然需要嚴謹的研究、歷史知識和思想分析，但它首先是信仰群體對所信之神的理解與回應。做神學的人，不僅要會討論教義，也應活在敬拜、禱告、團契與服事之中。若離開這些，神學就很可能剩下「神聖」概念，卻失去生命。對羅秉祥而言，「神聖」首先不是一種文化氣質，而是人與神之間真實、具體、持續的關係。
不過，羅秉祥並不是要把神學鎖回教會內部。他也有強烈的文化負擔。他相信，真正的敬虔不會使人遠離社會，反而會推動基督徒進入公共領域作見證。因此，他呼籲香港教會神學家積極參與漢語神學運動，通過講學、出版、研究和跨界合作，把基督教思想帶入中國知識界。⁵ 在他看來，教會神學與人文學術並非彼此取代，而可以彼此配搭：前者守護信仰的根基，後者開拓公共對話的空間。文化使命若沒有敬虔作根基，就容易失焦；敬虔若沒有公共表達，也容易收縮。
劉小楓的關切則不同。他發現，中國知識界對基督教的拒絕常常來自兩方面：一方面，現代知識人嘲笑在科學與理性的時代相信基督已經過時；另一方面，民族主義者伸張中國人不該信奉一位外來的神。因此，在他看來，漢語神學真正要回答的，首先不是教會內部如何界定邊界，而是基督事件如何在中國語言與思想中被重新言說。⁶ 問題不是誰更正統，而是誰能使中國知識人聽見福音的思想力量。
因此，劉小楓特別強調「神聖」的超越性與上帝之愛的普遍性。在他看來，基督教之所以獨特，不只是因為它擁有某種制度性的教會結構，更因為它見證那位超越世界、卻又憐憫並愛世人的神。正是這份神聖之愛，使基督信仰有能力進入文學、哲學、歷史與倫理，照亮人的存在處境。相比於羅秉祥強調「向神而活」的敬虔根基，劉小楓則更強調「向文化而去」的思想使命。
敬虔與使命之間：尋找神聖整合
更進一步說，劉小楓堅持與制度性教會保持距離，並非只是學術姿態，也帶有現實處境的考量。在當代中國政治環境中，任何帶有組織性、宗派性或跨國網絡色彩的宗教行動，都更容易引起官方警惕。若漢語神學過早被視為教會擴張或海外宗教影響的一部分，本已有限的思想空間可能迅速收緊。從這個角度看，文化基督徒對「非教會性」的強調，不完全是靈性上的冷淡，也是一種在現實壓力下求生存的策略。它當然付出了代價，但這個代價不能脫離當時的政治處境來評判。
今天回頭看，這場爭論最有價值之處，也許不在於誰對誰錯，而在於雙方都講明了基督教真理觀的一面。羅秉祥提醒我們：離開聖經、敬拜、禱告和教會生活，神學就容易淪為高明卻失重的文化評論。劉小楓則提醒我們：若神學只停留在教會內部，它就難以觸及中國社會與知識世界最深的困惑，也難以在公共文化中發出真正有分量的聲音。
因此，真正的問題不是在兩者之間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擇，而在於如何重新理解「神聖」的意義。「神聖」既不是從世界中抽身退隱，也不是將信仰消解為可供文化消費的資源。就基督教而言，神聖一方面意味著分別為主，另一方面也意味著順服召命進入世界；既是在敬拜中歸向上帝，也是在歷史處境中為主作見證。真正的聖潔，不是對文化的拒斥，而是在不向文化妥協的前提下，勇敢進入文化，並以福音更新文化。這也正是恩福過去三十年來文化宣教使命始終所指的方向。
筆者認為，中國基督徒今天真正需要的，不是簡單站在羅秉祥或劉小楓的一邊，而是在兩者的張力中學習更成熟的整合：在教會中被塑造，在文化中作見證；在敬拜中認識神，在研究中服事人；既忠於信仰共同體，也認真面對國人的歷史經驗與思想處境。只有這樣，「神聖」才不只是一個宗教詞匯，也不只是一個文化概念，而成為一種有根、有光、有見證力的生命方式。
註：
1. 關於「文化基督徒」的起源，參見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文化基督徒：現象與爭論》（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
2. 溫偉耀，「神學研究與基督宗教經驗——一篇嘗試為漢語神學研究者定位的學術報告」，載於《生命的轉化與超拔——我的基督宗教漢語神學思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頁172。
3. Alexander Chow, Chinese Public Theology: Generational Shifts and Confucian Imagination in Chinese Christian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101–3.
4. 羅秉祥，「中國亞波羅與香港神學界之九七危機」，載於《文化基督徒：現象與爭論》，1997，頁98；原載於《時代論壇》，1995。另見羅秉祥，「敬答批評者」，《文化基督徒》，頁200–10。
5. 羅秉祥，「中國亞波羅」，頁105；「大學還能出什麼好的神學嗎？《大學與基督宗教研究》，羅秉祥、江丕盛編（香港：中國基督宗教研究中心，2002），頁387–89。
6. 劉小楓，《漢語神學與歷史哲學》（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頁75。
作者為旅英學人。
